1939年夏天，一个名叫做李晓祥的12岁少年，怀着刚刚丧母的悲痛，和父亲含泪把年幼的妹妹送人后，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家乡河北省高阳县六合庄，因为日本鬼子很快要打过来了，家将不复存在，除了出走，别无活路。
四野茫茫，何处安身？打鬼子去，死也不做亡国奴！李晓祥和父亲下定了决心。当时县里有好些军队，大多是依靠不同力量聚集起来的散兵，自封的“司令员”就有不少。但是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八路军，因为只有这支部队从不抢乡亲的财物，是值得信赖的好部队。
祸不单行，此时的家乡因为洪水淹没在一片汪洋中，父子俩把包袱高高地举过头项，淌着时而漫过膝盖、时而没及腰部的洪水，足足跋涉了三十里，终于找到了八路军。这支部队正是当时的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为著名开国上将、抗日英雄吕正操。
年壮的父亲很快上了前线，父子一别就是8年。年少的晓祥留在部队里，他受到了特别的关照，要么在部队机关做后勤，要么干脆把他放到部队的幼儿园。有一回，他受了伤，部队又要赶路，连长下达死命令：无论如何不能丢下晓祥！两个八路军战士硬是扶着他走了五六里地！他心中那个温暖和感动啊！更让他难忘的是，军长亲自上前线战斗，受伤后依然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用锯子锯掉胳膊，这惨烈的一幕强烈地震撼着他：上哪去找这样官兵一样的部队啊？这样的部队才是真正为国家为人民的好部队呀！
1945年，李晓祥终于年满18周岁，够了入党的年龄，党组织也慷慨地接纳了这个追随自己多年的年轻战士。他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多年来，他亲身感受到党的温暖、党的关爱与党的伟大，在他的眼里，党领导的部队就是他的家，是他的再生父母，以至他曾三度负伤，都不肯离开部队。
一方面是与党结下的生死情缘，一方面是战争给予他深深的刺痛。无辜百姓受到日本鬼子的凌辱和屠杀，亲爱的战友们伤的伤、残的残，李晓祥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也痛在心里。从血雨腥风的战场上走过，他更希望这个世界多一些和平、温情与友爱，少一些伤害和杀戮。
当他满怀欣喜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大业中，作为党一手培养的根正苗红的接班人，他被指派的工作任务往往很特别，或者镇压反革命，或者参加“三反五反”斗争，或者反“右派”，总之，党在建国后的每个大型运动他都参加了。
在他的眼里，每个运动的开场总是那么急风暴雨，雷霆万钧。既然是党的指示，他就毫不犹豫地执行，可贵的是，他从来不盲目，在执行中总离不开独立的思考。一定是下面的人在执行中过头了，曲解了中央的意图，误解了毛主席的本意，他常常这么想。否则，他不能解释一些现象，如那些他曾跟随着出生入死的老指战员，一时间被指控为反革命，他有些不敢相信。再比如一个人仅仅因为一句话说得不当，就成了右派，他也不能认同。他觉得，他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做一些纠正，慎重地为那些准“反革命”和准“右派”份子定性。况且，战争给予他心灵的创伤还在，他更渴望一个美好与平和的世界。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1970年6月，时为湖北黄冈军分区政委的李晓祥，被派到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作为干校的“最高领导”，管理下放在那里的文化人，每年还要向国务院和省军区汇报工作。
这些“五七”战士中间，有冰心等大作家，他从前看过他们的作品，到干校后又查看了他们的历史。此外，还有9个部级干部，他也一一查看他们的材料。凭直觉，他觉得这些人没有什么大问题。况且，说是让知识份子下放参加劳动，改造思想，那些年老体弱的，还要参加双抢、巡夜、围湖造田、垒砖盖房这些艰苦的劳动，还要在泥泞的路上摔跤，这样做有些什么意义？他不能理解。特别是七、八十岁的老知识分子，还穿着短裤，和十几岁的小孩一样下田插秧，看到他们佝偻着背，颤抖着手，他疼在心里。
党是不会下达错误指示的，他始终坚信。本着对党的无限忠诚与信赖，他认真地开展工作，他希望每一位“五七”战士在立场和观点上和中央保持一致，不一致的要改造和转变。同时他还要抓好干校的农业生产，并客观实际地向上汇报工作。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本着善良的愿望，也本着客观实际，同样秉承在一贯运动中的处事原则，他从不轻易给人戴帽子，就算当时抓得最凶的“516”份子，面对上面的要求，他最终没有定性一个“516”份子，这在当时所有的干校中是十分罕见的。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不断地努力着。他一到干校就称每个人为“同志”，这在当时是何等的难得！有些“五七”战士回忆，由于长期被人为地推到人民的对立面，能够被称上一回“同志”会激动得泪流满面！每次到北京向国务院汇报工作，他就带上一批身体不好的、认为改造得比较好的干校学员回京。到干校后期，李政委更是多方奔走，尽量让大家早日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为了“解放”多一些人，他甚至请“高手”代“五七”战士写检讨，以求早日过关。
在阅读当年“五七”战士的回忆文章中，不少人提到了李政委，每一个提及者无不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态，如女翻译家杨静远说：多亏李政委，我们后期分配时，他坚持文部化下来的人一定要送还北京，除了个别自愿调到外地的同志外，要千方百计保留住。”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田郁文说：“我们干校后期过得比较愉快，因为了有讲政策、懂政策的李政委。”作为特殊时期管制与被管制的双方，李政委能获得“五七”战士如此高的评价，是十分难得的，因为直到后来，说起当年的军宣队，“五七”战士们还都心有余悸，而对这位军宣队的总负责人却能获得多数人的赞许，实属不易。
2010年夏天，带着一份神秘和不解，我拜见了83岁的李政委。让人欣慰的是，老人身体十分健康，当场还兴致勃勃地和当年的“向阳花”张宇通上了电话，当他听说当年向阳湖干校的劳动模范、张宇的父亲张进学已经去世，立即痛哭起来。老人真挚的情感一下子打动了我。接下来，一份更宝贵的材料让我心生感动，即李老搜集的向阳湖文化人资料！李老称，每当他在报纸上看到向阳湖文化人的文章，就剪下珍藏起来，留作纪念。除此之外，他还自己动笔，写下了向阳湖“五七”干校的人员、机构、产量等等情况，并摘抄或写作了一些关于“五七”干校的评论与思考性文字。看来，作为“五七”干校的特殊参与者，那段历史也成为他生命不可割舍的一部分。
李老称，干校结束后，他与“五七”战士们保持了多年的通信，后来在北京学习期间还与回京的“五七”战士交往频繁。直到今天，每当他听到某个向阳湖文化人去世，李老心里都要难过好几天。
虽然被大多数“五七”战士感激，然后，回顾那段历史，他却始终怀着一颗愧疚的心。他说，如果今天让他对“五七”战士们说句话，他只能说：对不起，让大家受苦了！虽然他也只是一个执行者，但是他说，他毕竟是干校的总负责人，地方上怎么搞，都要听他的。“太过了，他们太苦了！”说到动情处，李老再次流下痛惜的泪。
交谈中，李老不只一次地提到一个词：以人为本。他一直认为，干校缺乏人性的管理，特别是让年老体弱者参加剧烈劳动，是违背人性与人情的，是不人道的行为。
我一直坚信“人之初，性本善”，我也毫不怀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我们也不得不直面，在我们曾经走过的路途中，因为人性的扭曲而制造出的种种灾难，比如纳粹集中营，比如苏联的“大清洗”，同样是人，一个人可以对另一个人，即他的同类采取极端残暴的手段。就在离我们不远的“文革”时代，也有着数不胜数的令人发指：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可以被勒令只穿一条短裤，光着膝盖跪在碎玻璃渣上；一个人在不堪凌辱而自杀身亡后，她的子女不仅不能哭泣，还必须在口里念道：“老妖婆终于畏罪自杀”！
反映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劳改集中营真实情况的《古拉格群岛》出版后，人们普遍认同古拉格是在极权统治下灭绝人性的产物，是体制对人性异化的产物。而在作者索尔仁尼琴看来，人身上既有善良的人性，也原本就潜隐着凶狠的狼性，“同一个人，在其不同的年龄，在不同的生活处境下---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时接近于魔鬼，有时接近于圣者。”比如曾经有着“泉水一样清澈的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小伙子”，他曾不顾个人安危保护过作者，但是在成为国家安全机关的侦查员之后，竟然常常不分青红皂白，将抓起来的人一概判处25年的刑期。
于是，在坚信“人之初，性本善”的同时，我也坚信，在特殊的环境和背景下，人性是会缺失甚至泯灭的。
于是有人以十分宽容的态度对待曾经的苦难，面对那些当年对自己作威作福甚至迫害的同类，他们一笑了之，说，那是时代使然。
在向阳湖“五七”干校，此类故事数不胜数。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们，发着高烧还要通宵写思想汇报，身患高血压依然参加超强体力劳动，几个昼夜不让睡觉，只为让其承认是什么“516”分子……每每读到这样的文字，我的思绪就自然地转向另一个群体：管制者，也就是军宣队。
我们不能认为军宣队员们与生俱来地就有一副铁石心肠，但是，由于身份的原因，他们在火热的年代更容易被异化，比如他们会对着“五七”战士说，如果遇上打仗，首先就把你们拉去送死，或者说，你们就准备着在这里找好坟墓吧，如此冷漠！然而，干校中后期的总负责人李政委，会不忍心面对老知识分子下田插秧的场景，也会不忍心看到戴着眼镜的知识分子在泥巴路上反复摔跤。
雨果曾经说过：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的确如此，并没有更高的理论基础，也没有高深的说教，李政委的所作所为，正是基于基本的人道主义。
一个不被时代异化的人，一个永远保持着善良人性的人，在那个沸腾着的、狂热着的时代，显得那么的卓而不凡！因为即便是索尔仁尼琴本人，也曾在入伍升为军官后，利用权力欺压下等人，蛮横地从士兵手中抢过红色的烟盒。
扭曲的时代其实是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人性的多面，阴暗的、阳光的、善良的、残暴的，都堂而皇之地登上历史舞台。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依然是那些维护了人的尊严与生存法则的。
时间是一杆秤，人心也是一杆秤。若干年后，当年“五七”干校更多的管制人员，有几个能如李政委一样，还有勇气面对来访者，还有勇气面对往事的回忆？他们中，有多少人还活在心灵谴责的巨大阴影中？
做一个宽厚的人，一个善良的人，一个闪烁着人性光辉的人。让我们记住，在咸宁“五七”干校，有一位军代表，名叫李晓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