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发生在1942年，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在四川乐山，一个19岁的女大学生，和她的母亲躺在床上，谈论着抗战的话题，谈论着百姓求雨的话题，也谈论着国民受教育的问题，随后又谈到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问题……她记不清有多少个这样的夜晚，母女间这样融洽地交流和沟通。
又一天，因为一件小事，女儿发起小脾气，赌气离开家，惹得妈妈十分伤心。第二天，母亲让人送去一封信：“我的宝贝，你知道妈妈对于你是多么怀抱着希望，是多么要你幸福的！”捧着信，女儿流下了悔恨的眼泪。
又一天，妈妈临出门的时候，女儿亲热地吻着妈妈的脸，幸福的妈妈说道：“我静伢子就只爱妈妈一个人，是不是？”女儿在嘴里说着：“是的。”心里则说：我是最爱妈妈，最坚定、最永恒地爱着。
这是摘自杨静远《让庐日记》中的三个片段，每一个片段都让我们看到一幅温馨美丽的母女图。这本写于1941到1945年的日记，是杨静远大学期间真实生活的见证，而这本日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莫过于“妈妈”。
离开四川后，杨静远去了美国，获取硕士学位后归国，成了一名翻译家。她的妈妈，名叫袁昌英，是中国首位获得英国文学硕士的女性，被称为“英国式淑女”，并在中国首先介绍和研究莎士比亚戏剧。不仅在教育上，同时在剧作和散文上，袁昌英都很有成就，曾与另两位作家一起被称为“女三杰”。在四川期间，她是一名大学的教授。
大约缘自国人从前对妇女的太过禁锢，民国时期，妇女一旦获得解放，一批知识女性便很快吸引了人们的视线。人们在欣赏她们的同时，给予了她们一个动听的名字：名媛。最为人们情有独钟的是家族式的名媛，比如“宋氏三姐妹”、“合肥四姊妹”。我以为，杨家母女是足可以登上家族式名媛的大雅之堂的，不仅因为她们在学业上取得的斐然成就，同时因为母女俩在心灵上的互通。
相对于抗战的时代背景，杨静远无疑是幸福与幸运的，除了躲避轰炸，她少了很多颠沛流离，还得以成为大学校园里的莘莘学子，尽情地享受着属于她的花季人生。她会在月夜的河岸上，和同学们一起对着江、山、月、星、风愉快地歌唱；她会在鹅毛大雪中把手伸出窗外，粘上一袖子的雪花；她会在阳光下采些野花、野草，插到瓶子里供观赏；她忘情地阅读着外国小说，又挖空心思地构思和创作自己的小说……
她书写着童话般的人生故事，她的妈妈，是这些故事坚定的欣赏者、引导者和共鸣者。她的文章有母亲过目和推荐，她的心事可以向母亲诉说，到朋友家作客有母亲陪伴……她们一样地热情开朗，一样地热爱读书和写作，一样地深爱着祖国，也一样地深深爱着对方。
她在蜜一样的精神世界里成长。不过，作为一名有思想的大学生，她依然有成熟的一面，她在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无论什么人，穷的、富的、丑的、美的、强的、弱的、幸福的、痛苦的，都一样，必须被迫着抛弃少年朝前走，走向老之邦。”她讲述着一个不变的真理，只是此时，她是否思考过自我未来的人生？比如她是否知道，当她被迫抛弃少年走向更深远的人生历程，她也在一天天地远离那个幸福温暖的家，接受更多的现实与更多的复杂。事实上，这位翻译过《马克思传》的女性知识分子后来回忆：“我这辈子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农村劳动，什么农活我都能干。”
一位名媛，她的生命中三分之一的时光在务农，不得不让我们惊讶。
在阅读杨静远以及她笔下的母亲的时候，一直有个朴素的愿望，希望母女间纯洁的、美丽的温馨永存。然而再完美的人生理想，总敌不过大的时代浪潮。正如那个只会吟诗作赋的才女李清照，却要接受带着文物逃亡的悲惨命运。还有那个习惯了中原生活的古代名媛蔡文姬，却要在大漠中寂寞地度过十二载。
从1958年起的15年间，杨静远到农村劳动不下十余次。1969年9月底，不知道是第几次了，杨静远再度来到农村，这一次，她是作为“五七”战士下放而来，地点在湖北咸宁的向阳湖。她所在的连队负责烧石灰，以供应六千人的干校基建所需。这时候，那个曾经为小说中的人物哭得死去活来、曾经在母亲的羽翼下快乐成长的女大学生已经年近半百，患有严重的失眠和腰肌劳损。
不习惯乡间泥泞的小路，她在雨鞋外套一双草鞋；在第一线挥动着铁锤打钎，一不小心就打到手上，她强忍剧痛；住地无水，她每周需走上数里路到邻村的池塘里洗衣服。有一段时间，她被派往煤矿挖煤，下到深深的矿下作业，在没有任何机械设备的情况下，全靠手和锄头劳动，为的是磨练出一颗红心。
接受着艰苦农村生活和剧烈体力劳动的双重考验，杨静远心中时刻挂牵的，是那个曾经是她精神支柱的母亲。此时，母亲不再是那个受人尊敬与爱戴的知识分子，而作为“历史反革命”被遣送回故乡湖南醴陵一个偏僻的山村，正在一天天地老去。事业、学识、名望、价值与认同早已离她远去，她唯一的愿望，就是离开这个被她视为 “山牢”的乡村，与她亲爱的女儿住在一起，享受一些人间的亲情与温情，了此余生。
然而谈何容易，由于被定为“敌我矛盾”，母亲的行动是受到管制的，不能轻易离开管制地。除了每月寄去20元生活费，女儿能做的只有写信、寄食品，还有无言的牵挂。如果再“越轨”一点，就是千方百计去见母亲一面。
1970年，杨静远在山西插队的女儿来向阳湖看她，她没有让女儿直接回山西，而是采取绝对保密的方式让女儿南下湖南看外婆。外孙女陪外婆住了四天，临别的时候，老人伤心得哭出声音来。第二年，趁干校放假的机会，杨静远也到了那个小山村。见到久别的女儿，老母亲露出带哭的笑来。
杨静远静静地观察母亲的生活，她在这里经常参加五类分子训话会，还要写思想汇报。有时候，老人拄着拐杖在山间小路上踽踽独行，她看到，呜咽的山风，撩拂着母亲的丝丝白发。“我在坐‘山牢’”，母亲反复说着，然而，所有接母亲到向阳湖的努力都遭到拒绝，她不敢正视母亲悲戚的眼睛，在陪了母亲两个半天后，就不得不赶回干校。她说：“心，仿佛被磨得长出了一层厚茧，那个硬硬的理智的保护壳，严严地裹着柔弱的心房。”
1972年，她再一次去看望母亲。老人更加苍老了，依然念叨着要走，要跟女儿一起生活。可是，申请依然是徒劳的，虽然女儿明白，一生离不开事业、离不开家人与朋友、离不开精神生活与思想交流的母亲，怎么可以忍受这与世隔绝般的生存方式，但是她无能为力。她于是希望听到母亲的死讯，她说，因为只有那样，母亲才会得到解脱。
然而事情却有了转机，上级机关经过研究，为母亲落实了政策，定为人民内部矛盾，老人欣喜异常：“现在我自由了，可以去静远那里了。”可是她突然病了，仅仅几天的时间，竟离开人世，弥留之际，身边空无一人！
除了哭得五脏六腑都要翻倒出来，女儿还能做什么？
20年过去了，女儿关闭心灵的阀门，从不带着一个女儿炙热的情感去写母亲，为的是不碰那道深深的精神伤口。可是她发现，作为对中国文学与文化作出贡献的一位女性，母亲差不多被遗忘了，于是她感到，她有义务让更多的人知道，曾经有一个叫做袁昌英的女士。
当她的笔端再度触及母亲的时候，字里行间的母女俩都在为曾经的名媛身份“买单”，接受着“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命运波折。
我带着愉悦的心情读完《让庐日记》，又在断断续续的泪水中读完《母亲袁昌英》。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制造出这么深重的人间苦难，让那么美好的母女故事以这样的方式结束？她们本是两条善良、纯洁的鱼儿，在清澈的水中畅游，也在回报给这个世界温暖和光明。可是，命运却又把她们丢弃到了荒湖乱滩，在彼此的牵挂与需要中，挣扎着，渴望着，遗憾着，痛苦着和哭泣着。
让庐中那一幅幅美丽的画面，映衬着向阳湖、醴陵两个乡村间相互牵挂的凄凉。曾几何时，她们还躺在床上无障碍地交流，可是，是什么让向阳湖与醴陵间变得如此遥远？
杨静远说，她这一辈子，得到了许多爱，也受了太多的苦，仿佛是上苍给了她蜜糖，却马上把它抢走。她说的不假，比如既然如此慷慨地给了她一个可敬的母亲，又缘何给予母女如此悲惨的结局？
社会进步的原则，至少不应背逆着人性与人情。我们唯愿悲剧不再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