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我们在劝告大家不要乱穿马路时，总爱宣传说乱穿马路危险，指望把人给吓唬住。上海电视台的公益广告是这样做的：一群小鸭子在鸭子妈妈的带领下过马路，前面亮着红灯，小鸭子径直走过去，一辆车子过来差点轧到它们，吓得鸭子妈妈赶紧把它们拉回来。等到交通灯变绿，鸭子妈妈这才带领它们神气活现地过去。
同样的原因，每年在交通安全宣传周，都能在上海的电视上看到老一套：一个记者拿着话筒问一位刚刚乱穿马路的行人：“你觉得你这样横穿马路安全吗？”
“安全。”我代替他回答。我大声地、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以我单位门口的淮海路为例，“乱穿淮海路不但安全，而且非常安全！”乱穿马路被车轧死的概率大约和飞机失事的概率相当。我们总说乘飞机安全，说什么一个人需要连续乘坐两千多次才会遇到一次飞机事故。可是同样低的概率，一到穿马路便被说成极其危险。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随地吐痰，我们总是宣传说，随地吐痰会传染疾病。随地吐痰真的会传染疾病吗？为此，我专门请教了一位公共卫生专家。
这位专家坦言，从理论上讲，随地吐痰确实有可能传染疾病，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这个概率几乎为零。他进一步指出，随地吐痰传播疾病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吐痰的人有病，比如结核病人，他的痰里就会有结核病菌；第二，病菌在空气中的密度超过一定范围，如果不是在一个密封的环境，痰中的病菌很快就会被空气稀释：第三，受体本身比较脆弱。在现实生活中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确实支持了这种说法。
中国社会在转型中如何进行有效的精神文明宣传，确实是我们面临的一项新挑战。这方面美国的经验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许多人可能是第一次听说美国也搞精神文明宣传，不过美国和我们有两点不同：第一，美国的宣传工具大多由私人掌握，政府的宣传是要付费的；第二，正是因为付了钱，他们就先请专家进行研究，而不是靠拍脑门儿决策，免得钱打了水漂。美国有一个州，青少年吸毒的比例很高，州政府为了遏制这个势头，首先请了一个专家组来研究这个问题。
专家组经过科学的研究发现青少年吸毒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所有的人在第一次吸毒时都清楚地知道毒品的危害（我国的反毒品宣传至今的重点仍在宣传吸毒的危害性）。第二，吸毒被青少年当成成熟的标志。人的一生有两个叛逆期，第一个是三岁左右，它的出现是以“我”为标志的。第二个叛逆期就是青春期，这时期的孩子处处要显示自己的成熟。第三，大部分孩子第一次吸毒是一个群体行为，众所周知，青少年的群体压力是非常大的，这个时候，就是有少数人想不吸也是很难的。
在上面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州政府制作了一则别出心裁的广告。这个广告是这样的：两个毒品贩子结束了一天的毒品生意之后，在昏暗的灯光下数钱。一个毒贩子对另一个毒贩子说：“现在毒品生意是越来越不好做了。吸毒的人越来越少，警察查得越来越严。”“可不是嘛！我们现在的收入主要靠那些年轻人。”“那些新新人类，自以为新潮、另类、时髦，其实他们的钱最好骗了。”“要是有一天，连他们都不买，我们可就真完了！”由于抓住了青少年的心理，广告播出后效果非常好。
按照这个思路，我们来分析一下如何有效地减少中国人的不文明行为。根据行为理论，人类行为的发生一定是其动力大于阻力。以乱穿马路为例，人们为什么会乱穿马路？因为乱穿马路省时省力，这是乱穿马路的动力，因此，要阻止乱穿马路，必须增加其阻力。
在公德教育中多些鼓励，少些责备。前两天我在中山公园买票，售票口前挤作一团，我让我前面的几个人排成一个队。这时来了一个小伙子直接就插到最前面去了，我一把把他拉过来，他抡起拳头，没想到我对他说：“先生，你想先买，就排在我前面。”众目睽睽下，小伙子不好意思，站到最后面去了。又有一个大妈往窗口挤，我同样让她排在我前面，她年纪大一点，我是真心实意让她。没想到她坚持说：“我到前面是去看看还有没有票。”从此就再也没有人插队了。
另一方面，将随地吐痰、乱穿马路等不文明行为界定为一个人素质低下的表现。目前的上海，动用了大量的人力在各个十字路口维持秩序，你去问问那些执勤人员，他们有没有发现有哪一个乱穿马路的人对自己这种行为感到羞愧？一个也没有！他们不但不会感到不好意思，相反，遇到阻拦还振振有词，甚至怒斥执勤人员。
这事真的应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中国富人离公民有多远
理由/文
被压缩的财富史
我在电视访谈节目中听到一位中国年轻的企业家说，当他发现自己赚到的钱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时候，感到很茫然，失去了生活的目标。
在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中很少会发生类似的问题。我想，一个头脑清晰的企业家赚到一大笔钱的时候，他面临着两个选择。其一，他发现自己找到了正确的赚钱方法，于是便没完没了地拷贝下去，变成几十亿或几百亿。为什么不呢？就像麦当劳或沃尔玛那样。其二，他可以考虑做一点善事了，而且往往通过一个有经验的专业机构，即NGO（非政府组织）。
但是，中国当代许多企业家（尽管不是全部），考虑的首要问题却是把钱放在哪里？是放入银行还是想办法弄到国外？或者索性藏在床底下。
由此，中国富人许多不同寻常的行为都可归于他们整体性的年轻，可称为“金钱幼稚症”。说到这里，需要用最简单的方法追述一下中国的财富史。
1949年以后，伴随着计划经济的实施，中国进行了长达30年消灭私人经济的努力。1949年时，中国尚有700万个小商户和为数不多的私人企业；而至1978年，私人企业早已荡然无存，小商贩也缩减至15万人。这些人实际上多是修理皮鞋或修理自行车之类的手工劳动者。可以说，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和10亿人口当中，已没有一点私人经济元素。这场平均主义的社会实践，在规模与深度上都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
西方由城邦文化而兴起的公民社会，已有500年的历史，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现代企业家的成长，也有200年的历史。
而中国的企业家芳龄几何？从20世纪80年代算起，至今仅有短短的25年。如此短暂，仅相当于一个青年人刚刚跨入中年所需的时间。
就是这样一些人，加上跨国公司，还有政府，在短时间内创造了让人炫目的财富。他们不可能很成熟，他们驾驭金钱的能力也有待提高。
一个缺失的空白
中国从来没有一个哲学家像德国的马克斯·韦伯那样，把追逐财富提升到伦理的高度，而作为人的天职大加赞扬。相反，中国的富人一向背负着“为富不仁”的舆论包袱，被社会另眼相看。由此，在他们身上有几个显著特征：
1.财富的隐蔽性和不透明。
犹如遮蔽着一层浓厚的迷雾，没人能够确切说明中国有多少富人和拥有多少财富。尤其缺乏私人净资产及流动资金的数据。我所见到的官方数据都是用间接方法推算的。有趣的是，来自西方的报道则比较具体。例如，西方报道说，中国有30万人买得起私人飞机。另一报道说，中国拥有100万美元以上的富人至少有23万人。这些报道都没有说明数据的来源。
与富人隐蔽性特征形影相随的是炫耀性消费。这看似矛盾的现象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大城市的马路上，穿梭着奔驰、宝马、宾利、劳斯莱斯。一位富人从监狱中保释后，一口气买了20辆悍马，送给对他有过帮助的人。在北京，最丰盛的宴席要吃够120多道菜，连续4天进行品尝。在上海，最豪华的别墅售价1.2亿元。富人在隐蔽财富的同时，炫耀性消费对他们是一种必要的心理补偿方式。
2.公民意识的缺失。
在实行开放政策以前，两个不相识的中国人见面时的第一句对话说什么？那就是：“你是哪个单位的？”
众所周知，现代公民意识是欧洲伴随着中世纪封建主义退出历史舞台，抛弃了臣民意识而培育的公民意识。中国经历了两千年的皇权统治，并未经历民主运动的洗礼，却插入了一段“单位意识”的插曲。
单位是由一系列层级构成的，它不仅具有行政权力还具有资源分配权力。它为一个人提供工资，分配住房，保证公费医疗，直至发放理发券、购物券和电影票。一个人身在某一单位的某一层级就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于是便造成人对单位的依附和服从，造成人格的泛奴性化。从本质上来说，“单位意识”是“臣民意识”的延伸。中国并未伴随社会进步进行新的人格整合。
因此，中国富人和穷人一概缺少公民意识。
问题来了：缺失公民意识，何来企业公民责任？
现代公民意识强调的是公民的权利责任意识和科学理性精神。当我查阅中国有关CSR（企业社会责任）的资料时，发现许多文章讨论的都是一些初级问题，合法注册与合法经营的问题。例如企业生产假货，拖欠员工工资以及缺乏人身安全保护。至于目前在哈佛流行的企业公民战略，那些具有宏观性和前瞻性的话题，在中国还很少被提及。
同时，我们也看到，缺乏CSR的企业一步跨人市场经济，是多么可怕的情境！
在过去的一年，矿难事故占据了各类媒体社会新闻的主要版面。这些因瓦斯爆炸和渗水塌方而导致的工人死伤，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许多矿难是“工人卖命、矿主发财、政府埋单”。直至去年年底更是矿难频传，以致中国总理在欧洲访问时也得面对媒体的提问。但缺乏CSR并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美国1907年，死了3000多人，当时最大的矿难一次死伤326人。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生产安全事故频发是各国共有的现象，只是中国比美国迟来了98年。
关于“富而不善”
需要说明，这里的善是特指慈善事业的“善”。
据媒体报道，中国工商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不足1%。中国慈善总会所获得的捐赠70%来自海外，其中港、澳、台的同胞表现得尤为热心。仅有30%的捐赠来自大陆，其中还有相当部分是来自并不富裕的普通公众。
2003年，中国暴发了举世震惊的SARS。中国慈善总会收到的捐赠总额是770万元，其中只有一个富人捐了200万元，这个数字与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极不相称。
中国富人真的冷漠无情、毫无爱心吗？答案是否定的。
影响深远的儒家思想体系显然在两千年中抑制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但是，它恰恰有着一个仁爱的核心。那么，中国富人的捐款流向哪里去了呢？理财专家告诉我，最多的捐赠是对佛教寺庙，其次是农村小学。这两者，也都深藏于山林僻野中，分散而难以统计。
在西方早已形成一种富人的高端文化体系。其先驱者当属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其理论的诠释者当属德国哲学家齐美尔。这个体系对金钱有着清醒的认识，诚如齐美尔所说：“金钱是一种介质，一座桥梁，而人不能栖居在桥上。”
这个体系还善于利用财富的杠杆作用去推动社会的进步，也善于利用NGO的专业职能去取得更大的社会增益。就像比尔·盖茨及其夫人所做的那些。
而中国富人对这个高端文化体系的认知仍很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