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一个国家的真正贫困，并不体现在经济上，而是体现在公共政策上。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医院在遇到紧急危重病人时，必须先抢救后收费。但是，由于一些贫困病人既无医疗保险、又无支付能力，导致医院无法收回欠账，或者赢了官司讨不回钱。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医院的病人欠费超过百亿元，大部分成了“死账”。因此，很多医院出现推诿和拒收贫困病人现象，甚至把流浪病人抛弃荒野。这些恶性事件屡屡发生，暴露了医疗救助制度的缺失，不仅损害了医疗行业的声誉，而且影响了政府的形象。
如何才能解决贫困病人的医疗欠费问题？出路就是建立国家紧急医疗救助制度。目前，我国已经实现了医保制度全覆盖，但医保制度主要是保障“治病”，而紧急医疗救助是“救命”。佛家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可见，“救命”理应优先于“治病”。假如有了这项制度，任何一家医院遇到生命危急的患者，都会尽力抢救，而不是拒之门外。即便患者无力承担医疗费用，医院也可以获得政府补偿。这样一来，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得以真正体现。目前，我国虽然出台了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的政策，但有关“三无 ”病人的医疗欠费问题，仍是一个空白地带。
医改方案提出，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所谓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不仅应该包括“治病”，更应包括“救命”。作为一项普惠的公益性制度，紧急医疗救助制度的资金主要应由政府承担，同时也可吸收部分社会慈善资金。此举不仅体现了社会的公平正义，而且有利于提升政府形象。
一名“冷血”的医生，伤害的也许只是几个人；而一项“冷血”的制度，伤害的却是一个群体。因此，惟有让制度不再“冷血”，才能造福更多的贫弱者。
医生为何总被质疑
2011年9月，有媒体报道：深圳陈先生的孩子刚刚出生三天，因无法排便到深圳市儿童医院就医，被诊断为先天性巨结肠，医院拍了十几次X光片，并称需进行高达10万元的手术治疗。但转至广州市儿童医院后，医生仅开了8毛钱的石蜡油就治愈了。
针对这一事件，深圳市儿童医院作出回应：8毛钱只是暂时缓解了孩子的症状，而不是治愈，患儿仍不能排除先天性巨结肠的可能。所谓“8毛钱治好病”绝对是夸张的说法，“10万手术费”也纯属虚构。另外，患儿做胸腹平片及钡灌肠是诊断必需的检查，其实患儿只做了一次X光检查，是在一段时间内对体内各个部位进行动态影像，所以出了十几张片子，而并非家长所说的拍了十多次X光。
事实证明，深圳市儿童医院的说法是正确的。一个月后，这名患儿在武汉同济医院接受了巨结肠手术，一共花了2万多元。孩子出院时，陈先生写了一封公开道歉信，承认了自己的“无知及一时冲动”，而医院也表示了宽容和理解。
“八毛门”事件本来是一条经不起推敲的新闻，为何受到了如此众多媒体的追捧呢？因为，质疑医生已经成为公众的习惯性思维。只要发生医患纠纷，人们总是下意识地谴责医生无德。而媒体也总是“顺应民意”，“一边倒”地炮轰医院、质疑医生。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医生往往有口难辩，即便是被误解、被冤屈，也很难获得理解和同情。于是，公众在宣泄中得到满足，媒体在娱乐中赚足“眼球”，谁也不再追问事实真相，医生成为“沉默的羔羊”。
我国古代有个“疑邻盗斧”的故事。一个人的斧头丢了，便怀疑是邻居偷的，因此觉得邻居的一举一动都很可疑。有一天，忽然找到了斧头，便觉得邻居不像是偷斧头的人了。在医患关系方面，也是如此。由于医学的复杂性远远超越了普通人的生活经验，理解很多医学问题，往往需要专业知识背景，而不能仅靠直觉判断。如果盲目怀疑，难免会犯“疑邻盗斧”的错误。
应该承认，绝大多数医生是有道德底线的。少数人存在过度医疗问题，主要与医疗体制有关。长期以来，由于政府投入严重滞后，公立医院实行自我创收、自我发展的运行机制。在医疗价格体系严重扭曲的状况下，医生因无法靠合理诊治获得收益，不得不采取多检查、多开药的方法，以获得经济补偿。于是，百姓逐渐对医生失去了信任，甚至产生了严重的情绪对立。一旦发生纠纷，医生自然就会被“千夫所指”。这就是“塔西佗陷阱”，即当一个部门或群体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事实上，医生能否走出“塔西佗陷阱”，主要取决于医疗体制改革的力度。倘不革除体制弊端，而仅靠医生的道德救赎，就很难彻底扭转被动局面。这正如在一池污泥浊水中，让大多数鱼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几乎没有可能。惟有让“一潭浑水”变成“一池清水”，才能使“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当前，公立医院改革的方向是回归公益性。而回归公益性的重要标志，是医生能够根据病情采用适宜技术、适宜药物治疗疾病，而不是根据经济收益选择治疗方法。这就需要加快医疗体制改革，建立科学的收入补偿机制，鼓励医生靠技术获得合理收入，彻底铲除过度医疗的制度土壤。惟其如此，医生才能真正走出信任危机。
目前，公立医院改革已“破冰”，医患之间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信任，而不是怀疑。可以预见，当医疗体制弊端革除之后，医生必将重获百姓信赖。
“医生防暴”与“患者录音”
2011年11月，一家医学网站推出《医疗工作场所防止暴力行为中国版指南》，建议医生：“值班时尽量避免独处一室，切勿背靠大门”、“上班时可以穿轻便运动鞋”、“利用钢制病历夹抵挡和防护砍刺”、“将白服叠厚，缠绕在左手或左前臂，抵挡各种钝器和锐器”等。这份《指南》受到很多年轻医生的热捧，被称为“护身法宝”。
医生在防患者，患者也在防医生。不久前，广州一名患儿家长因怀疑医院过度医疗，不仅对治疗过程进行记录，而且要求对医生的谈话、会诊都进行公开录音。对此，医生们感到压力很大。
从“医生防暴”到“患者录音”，折射出医患之间的不信任感在加深。医生害怕患者，患者也害怕医生。双方互相戒备、互相防范，可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近年来，我国医患关系日趋紧张，恶性暴力冲突事件也在增加。但是，医患关系还没有恶化到需要相互防范的地步。“医生防暴”与“患者录音”，显然属于“防卫过度”。例如，我国每年的门急诊量达60亿人次，相当于每人平均看五次病。在如此庞大的就诊量中，医患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的。偶尔发生一些纠纷，属于正常现象。应该说，绝大多数医生都是值得信任的，绝大多数患者也是理性的。医患之间，信任是主流，不信任是支流。
但是，为什么医患双方都放大了对方的“恶意”，甚至互设为“假想敌”呢？这是需要媒体深刻反思的。在信息时代，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来自媒体。而一些媒体为了追求轰动效应，过度关注医疗行业的负面新闻，无形中放大了医患矛盾，加深了双方的猜疑和误解。例如，在最近发生的“八毛门”事件中，个别媒体仅凭患儿家长的一面之词，就判定深圳儿童医院过度治疗，甚至得出“8毛钱打败10万元”的结论，引发了舆论对医德沦丧的强烈谴责。然而，事实证明，8毛钱只是缓解了症状，而非治愈疾病。一个月后，患儿还是接受了巨结肠手术。为此，患儿家长向深圳儿童医院公开道歉。但遗憾的是，最初炮制这一“乌龙事件”的媒体却没有道歉，也未被追究任何责任。
“新闻离我们越来越近，而记者离我们越来越远。”这是人们对一些作风浮躁记者的批评。近年来，医疗卫生领域的失实报道越来越多，不仅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而且损害了公众的判断力。尤其是在网络时代，一些记者由于缺乏新闻职业素养，远离新闻现场，不做调查采访，习惯于捕风捉影、合理想象，导致“八卦新闻”满天飞。例如，最近有媒体报道，郑州一名产妇被麻醉后，苦等医生2个小时，最终导致胎死腹中。然而，这则新闻不仅与事实严重不符，而且连患者家属也不认可。这样的虚假新闻屡屡出现，严重误导了公众，影响了医患和谐，害莫大焉。
客观、公正、真实、平衡，是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望者，媒体应该尽量为公众还原一个真实的世界，而非一个虚构的世界。如果媒体过度关注阴暗面，而不坚持平衡原则，就会让公众产生认识偏差，以为“一片漆黑”，从而作出错误的判断。当前，我国正处于矛盾凸显期，医患关系尚未达到理想状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媒体更应肩负起传播主流价值观的使命，保持冷静理性，积极化解矛盾，努力成为社会伤痕的弥合者，而非撕裂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