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对乙肝标志物的检测很不规范，存在大量“不应检而滥检”的现象。无论是入托、上学、就业、出国，乙肝“两对半”都是必检项目。这种政策导向使得乙肝歧视愈演愈烈。有的“乙肝宝宝”无法上幼儿园，有的大中专院校学生被强制退学，有的求职者被用人单位以乙肝具有传染性为由拒绝录用……尽管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维护乙肝病毒携带者权益的政策，但歧视依然根深蒂固，难以消除。
事实上，乙肝病毒携带者除不能献血、不能从事少数特殊工作外，完全可以和正常人一样工作。因此，绝大多数行业和学校既不应对乙肝病毒携带者实行限制，也无须进行乙肝标志物筛查。频繁检查乙肝指标，本身就是对乙肝的过度戒备。
社会对乙肝的歧视，倒是给游医假药打开了“财路”。多年来，治疗乙肝的虚假广告泛滥成灾。很多医疗骗子利用患者急于求成的心理，赚得盆满钵满。事实上，只要肝功能正常，也无明显症状，就无须治疗。所谓“五项指标全部转阴”既没有可能，也没有意义。
回归理性，回归常识，是一个社会成熟进步的标志。从本质上说，乙肝病毒携带者并非一群特殊的“病人”，我们没有理由将其归入“另类”，更没有理由用误解和偏见剥夺他们平等入学就业的权利。乙肝病毒携带者如此，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也是如此。
事实上，正是一张张冰冷的体检表，让乙肝歧视得到了“普及”。而只要常规体检表上还有乙肝检测项目，社会对乙肝的偏见就不会减弱。因此，消除乙肝歧视，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从改革“体检表”入手。
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就是要维护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无论他们存在怎样的差异，都应获得同等的尊重。删除体检表上的“乙肝五项”，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它意味着，乙肝歧视将成历史，人的尊严更加挺立。
临终关怀体现生命尊严
一位朋友的父亲年逾八旬，肺癌术后转移，同时伴有脑血栓后遗症，终日卧床。先后雇了几个保姆，都嫌麻烦辞职了。联系了几家医院，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无奈，老人只能住在家里。虽然家人可以料理生活，但癌痛的折磨却无法解除。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老人痛苦不堪。
据报道，北京老年医院开设了“生命关怀病房”，主要为绝症晚期患者提供姑息治疗和善终照料，这是北京首家开展临终关怀服务的公立医院。但遗憾的是，病床仅有30张。对于庞大的老龄人口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生老病死，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医学研究显示，人在60岁以上，消耗的医疗费用约占一生所用的40%以上，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费用是在人生最后一个月花费的。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老人超过总人口的10%。据预测，到2050年，80岁以上老人将超过1亿人。而老龄人口的增加，必然带来疾病负担的增加。尤其是高龄重病老人的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更是未来养老问题中的难点。
生命是一个过程，而死亡是生命的终点。所谓临终关怀，是指为临终患者提供全面的关怀与照料，从而使其生存质量得到提高，能够在舒适安宁中有尊严地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这是医学人文精神的体现。长期以来，对于很多身患绝症的老年病人，临床医学花费了昂贵的治疗费用，虽然延缓了其死亡进程，但是，这种只关注疾病而忽视病人的倾向，既给病人带来了痛苦，也给社会带来了沉重负担。随着社会观念的进步，医学理念正在发生变化。传统医学的目的是治愈疾病、避免死亡；而新医学的目的则是避免早死、安详死亡。新医学从单纯追求延长生命转向对人的整体关怀和生命质量的提高，从单纯治疗转向治疗与关怀并重。因此，医学的最高境界不是阻止和延缓死亡，而是给死亡以宁静和尊严。
我国是世界老龄人口第一大国，但临终关怀机构严重不足，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这种现状如何才能改变？
专家指出，我国公立医院的数量并不少，主要问题是功能和布局不合理。目前，很多二级医院和企业医院病人不足，生存困难。如果政府合理引导，将部分公立医院转为老年保健或者临终关怀医院，既可以填补市场空白，也可以盘活国有资产。同时，政府还应加快出台优惠政策，鼓励、支持和引导更多民间资本进入临终关怀领域，从而解决政府投入不足的问题，满足公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
当然，临终关怀既是一个医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我国在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同时，还面临着城乡差距、未富先老等难题。在美国，80%的老人死在医院，可以享受到临终关怀服务。而中国的国情不同，国力也达不到，居家养老仍是主要养老模式，尤其是在偏远农村地区，一部分老人的温饱尚未很好解决，更谈不上医疗护理。但是，无论如何，建立中国特色的临终关怀制度，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课题。因为，一个人无论贫富，都应安静、体面、有尊严地走完生命最后一程。
从养儿防老到国家养老
2009年8月，国务院决定启动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农民60岁之后可享受国家普惠式养老金。这意味着农民在“种地不交税、上学不付费、看病不太贵”之后，又实现了“养老不犯愁”的新梦想。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绝大多数。限于国家的财力，农民的养老保障主要靠土地、家庭和集体组织解决。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农村出现了很多留守老人、空巢家庭。目前，我国农民工达到2.2亿人，60岁以上农村老人已经超过1.2亿。在新的社会转型期，养儿防老的意义日渐衰微。尤其是对于那些既无劳动能力、又无人赡养的贫困老人来说，晚景更加凄惨。据报道，湖南祁东县一名七旬老人来到北京当众抢劫，就是为了入狱养老，享受监狱的“福利”。这个令人心酸的极端事件，折射出我国农村养老制度的困境。
应该说，9亿农民养活了13亿中国人，却养活不了自己，不管从哪个角度说，都是社会的悲剧。让亿万农民实现老有所养，不仅关乎社会的和谐稳定，更体现国家的公平正义。
从养儿防老到国家养老，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标志着中国正在重建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亿万农民曾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然而，长期以来，这个群体义务多权利少，负担多福利少，付出多回报少，在很多方面被排除在国民待遇之外。他们虽然同在一片蓝天下，却无法和城市人沐浴同一片阳光。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出现新的阶段性特征和农民的期盼，我国政府适时推出了新农保制度。它强调了国家对农民养老承担的责任，明确了政府投入比例，这与过去农民自我储蓄式养老有很大区别。因此，新农保不仅是一项重大惠农政策，更是整个国家朝着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迈进的一个重大步骤。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农民一旦有了国家养老的制度保障，就解除了后顾之忧，减少了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可以释放出部分养老储蓄，这对于增强国民信心、拉动消费需求，无疑将产生强大而持久的动力。
事实上，实行农民普惠式养老，绝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财力问题，更是一个执政理念问题。在现代社会，社会养老保障被视为一种基本人权和国家福利。应该说，只有实现了普惠化、均等化，才真正具备了社会福利的基本内涵。一个以人为本的政府，最关注的不应是国家的财富增长，而是人的生存权利。如果国家的财富在不断增长，而一部分人却连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也无法享有，这就背离了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最终无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新农保制度的推行，必将成为一个国家迈向文明富强的新起点。
比诺贝尔奖更重要的
2011年10月，诺贝尔医学奖揭晓，加拿大等国三名科学家因在免疫学方面的贡献获奖。而刚刚获得国际生物医学大奖“拉斯克奖”的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虽然离诺奖只有一步之遥，却终未能入选。
每年诺贝尔奖揭晓的时候，中国人总有几分落寞。很多人不由自主地追问：为什么获奖的都是西方科学家？中国人离诺贝尔奖有多远？中国人为什么拿不了诺贝尔奖？在中国人的心底，似乎隐藏着一种挥之不去的“诺贝尔情结”。
客观地说，诺贝尔奖并不能完全反映一个国家的科学研究水平。但是，诺贝尔奖又是一个独特的标志，代表了一个国家科学家的素质。当我们回望历届诺贝尔奖获得者时，就会惊奇地发现：在他们的身上，除了有一种执著求真的科学精神外，更有一种关注人类命运的博大情怀。而这恰恰是比诺贝尔奖本身更重要的东西，也是容易被世人忽略的。
根据诺贝尔的遗嘱，诺贝尔奖评选的惟一标准是成就的大小，也就是对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例如，20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三位科学家，他们分别发现了导致艾滋病和宫颈癌的病毒。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现，无疑为人类战胜重大疾病带来了曙光。2007年，美国科学家马里奥等三位科学家在基因治疗研究领域成果卓著，造福了无数肿瘤患者，因而也当之无愧地获此殊荣。
历史似乎总是充满戏剧性，面对荣誉的桂冠，求者不得，得者不求。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大多数人根本无意于得奖。这些人长期淡泊名利，甘于寂寞。在科学的禁区，他们每迈出的一步都是前人没有走过的，因而这种探索也意味着可能一生的徒劳和失败。而支撑着他们永不放弃的，就是造福人类的伟大梦想。这正如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曾说的：“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
由此可见，诺贝尔奖与其说是一个光环，不如说是一种精神。对于中国科学界来说，最缺少的不是成果，而是“诺贝尔精神”。眼下，中国不乏才智过人的学者，但鲜有兼具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的巨匠。一些人过分关注科研的“果实”，忽略了生长的过程；过分关注个人的小得失，忽略了社会的大利益。因而，他们常常是在利欲的驱使下从事科研活动，急功近利，作风浮躁，甚至欺骗造假。此种短期行为，注定只会催生“学术泡沫”，而无益于人类的长远进步。事实上，获得诺贝尔奖，绝非一朝一夕的“突围”，而是经年累月的苦守。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怀着造福人类的“大功利心”，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耐得寂寞，不慕纷华。惟其如此，才能孕育出非凡的科学之果，最终被历史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