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画布上消失的医生
2010年，河南发生一起病人猝死事件。一天早晨，孟先生感到胸闷疼痛，到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医生开具了验血、彩超等几张检查单。妻子担心丈夫出现意外，询问医生能否先开点药服用，然后再做检查，医生告诉她“检查后再说”。11时30分，轮到孟先生做彩超了，医生却说下班了。于是，孟先生只好在门外坐等。下午2时30分，孟先生猝死在彩超室门口，手里还攥着医生开的检查单。
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倒在冗长的检查路上。也许，这正是现代医学的悲哀。技术越来越发达，医学却越来越冷漠。医生过度依赖机器，而忘记了活生生的人。
不久前，北京大学举办了一场名为“画布上的医学”的画展。一幅幅名画，如同一面面镜子，映射出浓浓的医患亲情。例如，英国画家路克的代表作《医生》，就是源于画家的一段亲身经历。1877年，画家的孩子身患重病，延请当时的名医穆瑞来诊疗，尽管孩子因为病情恶化不治身亡，但穆瑞的医技和医德深深打动了画家。画面中，穆瑞大夫的身体微微前倾，一边用深情的目光抚慰着患儿，一边苦苦思考着治疗方案。据说，这是我国医学前辈黄家驷教授毕生最钟爱的一幅画，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挂在办公室中。又如，西班牙画家戈雅的《我和阿雷塔医生》，就是画家本人在病痛中的写照。画面上，戈雅身体佝偻着坐在床上，双手拉扯着被褥，阿雷塔医生从背后支撑着戈雅的病体，右手托起一杯水，脸上流露着关切和悲悯，医患之间亲如兄弟。
艺术家的情感是最丰富、最细腻的。一名画家，若非真的动情，绝不会有传世之作。而能够让画家燃起激情的医生，必定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百年之前，医生没有白大褂，也没有多少器械和药物，但他们内心虔诚，与病人生死相依。因此，医生常常成为画布上的“风景”。
令人遗憾的是，今天的医学进步了，医患之间的情感却疏远了，医生也日渐从画布上消失了。在医院里，人与人之间的故事，变成了人与机器的故事、人与金钱的故事。有的医生看病时头也不抬，甚至连患者的性别都没看清，就开出一大堆检查单。一位医学前辈曾讲过一个故事：医院有三个等级的挂号费，依次是5元、10元和30元。一位患者每次来看病，都挂30元的号，哪怕只是开点药。医生问为什么，他说：“挂5元的号，医生不说话，也不让我说话；挂10元的号，医生说话，不让我说话；挂30元的号，医生说话，也听我说话。”可见，医生不仅是生命的工程师，更应是心灵的按摩师。这正如美国医生特鲁多的那句名言：“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无论医学如何发达，“机器崇拜”和“技术至上”都是危险的，因为医学是人的科学。离开人，医学就失去了灵魂。
医学要有人的温度，而不能只有机器的冰冷。著名医学家裘法祖生前曾遇到过一位腹痛的女病人，他刚做了腹部触诊，病人的眼泪就流下来了，说：“您真是个好医生啊!”他感到奇怪，病人说：“我看过五六个医生了，从来没有医生摸过肚子。”此事给裘法祖留下深刻印象。他说：先看病人，再看片子，最后看检查报告，是为“上医”；同时看片子和报告，是为“中医”；只看报告，提笔开药，是为“下医”。
医学的结构恰如一个“人”字，一撇是技术的医学，一捺是人文的医学。只有技术与人文相协调，才能写出最美的“人”字。如果医生盲目依赖和崇拜技术，而把病人仅仅当成一个疾病的载体、一个病菌的容器，那就背离了医学的根本。
医学越来越昂贵
“我的胸口有辆小轿车!”一位邻居经常这样开玩笑。5年前，他因心脏病住院，被植入5个心脏支架，而一个支架的价格是2万多元，加起来的花费等于一辆轿车。然而，这辆昂贵的“轿车”并未给他带来好运，最近他不幸猝死。
我国一位著名心脏科医生，70岁时出现心绞痛，但他没去放支架，而是在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坚持口服药物，87岁仍可轻松爬上二楼。
同是心脏病，为何不同命？除了个体差异外，能否选择适宜的治疗方案是重要影响因素。应该承认，心脏介入技术的诞生，是医学的一大进步，它替代了部分心脏搭桥手术，减少了患者的创伤和痛苦。然而，任何医学技术都是有界限的。一旦超越界限，就会走向反面。如今，滥用支架之风愈演愈烈。专家指出，给无适应症的患者放支架，将大大增加血栓或者出血的风险，导致更严重的心肌梗死。
2010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在接受冠脉造影检查的美国人中，有1/5是“非必须”的。冠脉造影是心脏病患者安放支架前的一项必要检查，统计显示，美国有近半数不该放支架的人被放了支架。
事实上，中国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专家指出，很少有病人需要3个以上支架，但不少病人却被放了5~10个支架，这是明显的过度医疗。2009年，我国共实施心脏介入治疗23万例，如果按人均两个支架计算，仅耗材费就至少50亿元。其中，无效和无益的支架有多少呢？
支架滥用，只是过度医疗的冰山一角。事实上，医学新技术的滥用，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普遍现象。病人不仅承担了不必要的痛苦和风险，而且支付了昂贵的医疗费用。例如，为了发现病灶，医生往往习惯建议病人做CT检查。但是，专家指出，接受一次全身CT扫描，相当于在位于日本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中心2.5公里处接受的辐射量。在每年新增癌症病例中，由滥用X射线和CT检查引发的占相当比例。
那么，医学新技术为何容易被滥用？
一是技术崇拜。当今，一些医生过度追求和盲目崇拜高精尖设备，习惯用高新技术解决常见疾病，而忽视了最基本、最适宜的传统技术，忽视了患者是否用得起。例如，一些医院把介入手术当成技术领先的标志，看一个科室“牛不牛”，主要看介入手术数量多不多。
二是利益驱动。一些医生把新技术当成牟利的工具，在金钱的诱惑下，背弃了医学的人文精神，不断制造“医疗需求”，从中获取不当利益。例如，一个进口心脏支架在中国的售价，远远高于美国的售价，其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回扣空间，致使部分医生把多放支架当成生财之道。
可见，过度医疗是技术崇拜和利益驱动杂交的怪胎，它使医学偏离了以人为本的轨道，正沿着越来越昂贵的方向前行。如果放任过度医疗泛滥，必将使国家的医疗费用不断攀升，最终陷入难以为继的边缘。在这方面，很多发达国家都有过教训。
当前，我国医疗资源不足与浪费同时并存。只有用最严格的制度约束过度医疗，减少无效的支出，才能让医改获得成功。否则，再多的投入也会被吞噬掉。
谁制造了“感冒经济”
在网上看到一位中国妈妈写博客，讲述宝宝在美国看感冒的经历，颇有感触。
这位妈妈在美国居住期间，不到一岁的宝宝感冒了，流涕咳嗽发低烧。她急得团团转，但护士只是建议多喝水，观察体温。当宝宝烧到39摄氏度时，护士才决定约见医生。医生用听诊器仔细听了肺部，并查看了喉咙和耳道，确定未发炎，诊断为普通感冒。医生说，这种感冒大多是由病毒引起的，不需要用药，最好靠自身产生的抗体去恢复。这位妈妈问，能否像在中国一样打针或输液？医生摇摇头，只开了一瓶果味滴鼻盐水。第四天，宝宝果然康复了。有了这次感冒经历，这位妈妈认识到：孩子的免疫系统是逐渐建立起来的，感冒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增强孩子的体质。
相比之下，中国人对感冒似乎过度戒备。在医院，很多医生除了给患者开感冒药外，还要打针、输液。因此，看个普通感冒，花一两百元是很正常的，花上千元也不稀奇。而更多的患者则是到药店买药，至于选择什么药品，基本是靠广告印象。据统计，2008年，我国感冒药的零售市场销售额达92亿元。有关人士分析，75%的人一年之内至少会患一次感冒，如果我国每年有10亿人次患感冒，人均购买15~20元的药品，感冒药的市场容量至少有150~200亿元。因此，我国有1000多家药厂在生产大同小异的感冒药，而外资药企更是强势进攻，占据了中国感冒药市场60%以上的份额。这就是中国的“感冒经济”。
一位外国医生曾说，治疗感冒，中国可能是全世界花冤枉钱最多的国家。此言虽然尖刻，却是一针见血。其实，感冒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不治”之症之一。在医学上，根据引起感冒的病原体不同，可将感冒分为病毒性感冒和细菌性感冒。病毒性感冒占90%以上，如果没有细菌感染的话，感冒一周左右就可以自愈，因为人体可以产生免疫力。所以，专家把感冒称为自限性疾病，即疾病在发展到一定程度能自动停止，并逐渐恢复痊愈。吃药打针，只能缓解部分症状，对于缩短病程没有任何帮助。因此，如果一个人一年内偶发一两次普通感冒，就像是免疫系统进行的“军事演习”，并非什么坏事。
“感冒经济”的繁荣，折射出我国医疗卫生管理体制的弊端。首先，以药养医制度是“第一推手”。由于开药越多、收入越高，很多医生在利益的驱动下，故意制造需求、诱导消费，而不惜以患者的耐药性、免疫损害为代价。例如，在很多医院，感冒病人即便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是细菌感染，都被挂上了吊瓶，用上了抗生素，医生的理由是“预防细菌感染”。这在外国医生看来是明显的过度治疗、无效治疗，在中国却被认为是常规治疗、合理治疗。其次，制药企业是“第二推手”。在大众媒体上，感冒药广告铺天盖地，绝大多数属于误导性宣传。制药企业的营销策略是，只有把更多的健康人群拉到疾病人群行列，不断制造“病人”，使其成为感冒药的消费者，才能牟取更大的商业利益。
可见，感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医生和药商结成利益同盟，共同制造了“感冒经济”的泡沫，既浪费了医疗资源，又危害了国民健康。因此，从本质上看，“感冒经济”是畸形医疗体制催生的“肿瘤”，必须坚决切除。如果任其“繁荣”，不仅造成大量的无效医疗，而且会加剧看病贵。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医疗费用本来有限，如果连治感冒也要“导弹打蚊子”，国家和百姓都承受不起。因此，只有倡导适宜的治疗观念，才能解决好13亿人的健康问题。
当打针成为往事
孩童时期，最害怕到医院打针。记忆中，只有高烧不退才打针。当时，医院里很少见到打点滴的，因为重病号才输液。然而，到了今天，从城市到乡村，从三甲医院到村卫生室，滥输液现象比比皆是。
“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这是医学的一个基本原则。然而，不知从何时起，打针几乎被输液取代。据报道，我国一年的输液量达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每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也就是说，中国人几乎把输液当成了“可乐”喝，一个“全民输液”时代悄然到来。
输液泛滥成灾，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而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据世界卫生组织估算，全球被浪费的医疗资源达20%~40%。而输液的滥用，是医疗资源浪费的重要标志。医学正被商业之手推动着，逐渐偏离了以人为本的轨道。
从医院来说，滥输液首先来自利益驱动。由于补偿机制不合理，我国公立医院长期存在以药养医现象，医生的收入主要来自“卖药”。同样是治病，输液和打针的工作量相当，但经济效益差距悬殊。因此，输液自然成为医生的首选。目前，大输液和抗生素是医院用量最大的药品。在输液的利益链上，医院、医生和药商是捆绑在一起的。如果让病人少输液，必然导致药商利润减少，医院收入下降。这说明，不合理的医院补偿机制，是滥输液的第一推手。
从患者来说，不懂医学知识、盲目追求速效，是输液泛滥的重要诱因。如果是在美国，医生遇到感冒的孩子，只需要跟家长说一句：“多喝水，好好休息，发烧的话就吃点退烧药。”但在中国，如果医生这么说，很多家长都会很生气：“花了这么长时间排队，好不容易挂了个专家号，怎么什么药都不给开，这算什么大夫啊？”有的家长甚至会因为孩子没有输液，和医生大吵大闹。这也反映出一个问题，中国人药物滥用的积弊何其深也!在很多情况下，按照疾病本身确实没有必要输液，但如果医生不给输，患者就会投诉。而医院解决纠纷的方法往往是，先让医生给患者输上液，再告诫医生以后碰到类似的病人不要太较真，病人要输就给输。皆大欢喜，何乐不为？长此以往，医生主动给病人输液就成了习惯。
可见，导致输液泛滥的因素很多，体制问题是根源，医生诱导是主因，患者盲从是次因。因此，遏制不合理用药，杜绝滥输液，需要多管齐下。目前，在体制机制改革不到位的情况下，医生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医生拥有“处方权”，而一张处方就是一本“教科书”。患者的医学知识，大多是从医生那里学到的。所以，“处方权”不仅是权力，更是责任。医生面对患者，就像家长面对孩子。如果孩子睡觉前非要吃糖，家长就必须给吗？显然，家长不能迁就孩子的任性，而应说服引导。患者是医生教育出来的，好医生教出好习惯，坏医生教出坏习惯。因此，为了患者的长远利益，医生应守住合理用药的底线，不该用的药坚决不用，不该输的液坚决不输。也许，少数患者会一时难以接受，但多数患者是会理解和支持的。
医学专家曾警告，如果放任抗生素滥用，人类将陷入无药可用的境地。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正在逼近的现实。小小输液瓶，关系着医学的方向，也关系着民族的健康。但愿我们的后代，不要成为“输液瓶里泡大的一代”!
别了，丝虫病
一条细若游丝的小虫，曾令3000多万中国人苦不堪言。50多年来，我国一代又一代医学工作者不舍昼夜，黑发熬成白发，终于擒住了那条肆虐的小虫—丝虫!
2008年11月初，卫生部部长陈竺宣布：经世界卫生组织审核认可，中国在全球83个丝虫病流行国家和地区中率先消除了丝虫病，为全球消除丝虫病树立了典范。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率先在全球消除丝虫病，这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一座里程碑。
新中国成立初期，山东丝虫病患者满目皆是。“邹、滕、峄县，粗腿大蛋”、“沂河两岸，十人九疝”，这些民谣真实地反映了丝虫病肆虐的情景。当时，山东有丝虫病人500万，是全国丝虫病流行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浙江长兴县也曾是丝虫病的重灾区。过去，长兴有“两大”：西部“大肚皮 ”，东部“大粗腿 ”。那些“大粗腿”，就是下肢象皮肿病人。老百姓说：“四人围桌桌，狗都钻不过”。意思是，四个人围坐八仙桌吃饭，八条腿粗得连狗都没法钻进去觅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