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曾经参加过护法，但是对护法没有信心，加上个人权位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一气之下不辞而别，跑到上海炒股票去了。炒股没赚到钱，却听到了孙中山被困永丰舰的消息。蒋介石敏锐地看到了机会的曙光，立即离沪赴粤，快马加鞭于29日乘小船突破叛军封锁，登上永丰舰“随驾”。之前，孙中山对蒋介石没有什么印象，现在见他不远万里、深入虎穴、拥戴革命，感动之余，对蒋介石大加称赞。蒋介石在孙中山身边，尽可能地展现自身优点。他帮助孙中山出谋划策，协助孙中山率队移泊黄埔附近的新造河面，还决定率舰进驻白鹅潭。7月10日，永丰、楚豫、豫章等舰冲过叛军的炮火封锁，冒险进入白鹅潭躲避。战斗中，永丰舰被炮火击伤，蒋介石临危不惧，冒着炮火亲自指挥作战。当时正是酷暑时节，舰上闷热又缺少蔬菜、淡水，蒋介石就冒险上岸寻找食物，晚上睡在甲板上给孙中山担任警卫。危难见人心，对比令他深感失望的陈炯明，孙中山对随侍40多天的蒋介石感到莫大欣慰，开始对蒋介石着力培养。
蒋介石更是有心，在动荡间隙写下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草稿，请孙中山为《蒙难记》写序。孙中山欣然写道：“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日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大为散发这本书和孙中山的序言，为自己的崛起造势。“永丰舰随驾”成为了蒋介石重要的政治资本。
这一次护法北伐，孙中山最后还是失败了。先是舰队内部分裂，三艘舰艇加入了叛军行列；接着回师广州的北伐军也分裂了，孙中山势单力薄。8月9日，孙中山采纳蒋介石的建议，在他的护送下返回了上海。孙中山在永丰舰上留下了四只大箱子。叛军发现后，以为里面全是金银财宝，欣喜若狂，谁知道打开箱子一看，里面除了《民生主义》手稿和几件旧衣服、几双拖鞋外，只有广东毫洋40元。叛军大失所望。孙中山一生，经手钱财可谓无数，但真正做到了廉洁自律，在腐败成风的民国初年政坛独树一帜。
孙中山回到上海后，继续联络各派军阀对付掌权的直系。他派张继前往河南联络对直系吴佩孚不满的赵倜兄弟；派褚辅成去浙江联络皖系的卢永祥；派刘成禺入湖北联络肖耀南；派汪精卫继续去做张作霖的联络工作；同时派孙洪伊、杨度前往保定联络曹锟；让王宠惠、孙丹林进入内阁，做吴佩孚的工作等等，但没有找到新的依靠对象。
四
近代中国，最大的“匪”还不是土匪和军阀，而是贪得无厌的西方列强。
孙中山先生原本非常注重借助外国的力量来推动中国革命。他希望西方列强同情、支持中国革命，援助中国革命。孙中山流亡海外时期，英国还是世界第一强国。孙中山很看重英国对中国革命的态度，认为对英外交的成败将决定中国革命的存亡。“列强之与中国最有关系者有六焉：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国，则当反对革命者也；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政府未定者也。是以吾之外交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厥为英国。倘使英国右我，则日本不能为患矣。”
但是现实证明，西方列强自私自利，非但没有出力支持革命，还多次站在革命的对立面。孙中山争取国际援助的努力，屡遭失败。孙中山后来回顾说：“当我们中国十三年前革命的时候，欧美大势力老早侵入了东亚，中国四周都是强国，四周都是障碍，要做一件事便要经过种种困难，就是经过了困难之后还不能达到目的。”
纵观孙中山寻求依靠的力量，国内先后是会党势力和军阀部队，国外是西方列强。这三股力量最终都没有成为中国革命可以依赖的力量。孙中山在深深苦恼之余，终于在20年代初认识到了发动劳动大众的重要性，“过去我党的主要影响在于国外，……它的影响在国内是很薄弱的”，“革命尚未成功，因为我党仍然没有权力。我们缺乏的是什么权力呢？就是人民的支持”。只有人民，千百万普通的人民，才是革命真正的依靠力量。所以他提出要“扶助农工”，动员人民参加革命。当1923年年初陈炯明部队被逐出广州，孙中山重回广州组织革命的时候，他走上了联俄联共、依靠农工的正确道路。
孙中山晚期最重要的政治举措之一就是在1924年3月组建黄埔军校，培养革命军队的骨干。为了建立真正忠于革命的武装力量，孙中山吸取教训，在学生录取、教育、考核之时大力推行思想政治教育，并在学校中建立政工组织，配备政工干部。遗憾的是，百密一疏，黄埔军校依然实行“长官负责制”。孙中山以蒋介石为校长，让蒋介石负责全面工作。没有受到必要的制约的蒋介石，开始在学校中培植亲信，灌输旧式军队思想。新旧思想、新旧作风在一所学校里风云激荡，一方面为人民革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许多人成为了日后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领导人；另一方面，其他的一些学生毕业后成了蒋介石组建嫡系部队的骨干，成为了新军阀内战的主力和镇压人民革命的将领。这又出乎孙中山的意料之外。他没想到在晚年扶持出了一个更大的新的军阀：蒋介石。
名垂不朽：孙中山之死与身后事
一
孙中山在广东热火朝天发动群众之时，北方局势发生了逆转。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曹锟、吴佩孚控制的中央政府。他联合奉系、皖系，电邀孙先生北上指导国家建设。历史仿佛将一个和平实行政治理念的机会送到了孙中山手上。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偕宋庆龄、李烈钧等20余人乘永丰号军舰北上上海，决定入京大展拳脚。
此时，老年孙中山的身体情况已经很不稳定了。也许，身体的衰弱让孙中山更加珍惜这次难得的政治机遇。
被推翻的直系军阀不甘心失败，派出杀手去上海刺杀孙中山。孙中山到达上海码头时，需要步行走下轮船，登车前往寓所。杀手计划趁机行刺，但被上海民智书店的职工发觉，报告给了孙中山身边的警卫人员。警卫随即加强了防范，让杀手无机可乘。孙中山平安抵达寓所。当时，南北连年战争，北京上海之间交通受影响断绝，京浦铁路停运；从上海到天津的轮船数星期之内头等舱位全部客满。而从上海经日本再到天津的海路依然畅通，10日之内即可到达。孙中山决定绕道日本，一为节约时间，二为顺道在日本宣传中国时局。11月21日，孙中山登上“上海丸”号轮船，两天后抵达日本长崎。12月4日孙中山到达天津，受到两万群众欢迎。
旅途劳顿，加上不适应北方气候，孙中山一到天津就因肝癌病倒了。他坚持治疗，同时准备入京。然而就在孙中山在天津治病期间，北京的形势大变。力量薄弱的冯玉祥控制不了局势，在张作霖和段祺瑞的排挤下被调往张家口。段祺瑞成为临时执政，他和张作霖或发电或派人力请孙中山进京，想导演一台“南北统一”的假戏。他们还邀请了多位重要人物（包括陈炯明），想借着讨论国家统一和建设的幌子，来营造国家统一、各派力量和睦的假象，而实际上是要在无形中消灭广东的革命力量。孙中山不得不在病中思考应对如此恶劣的政治局势，推翻段张二人的统治地位。18日，段祺瑞执政府通告各国驻华使馆，表示继续执行之前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受到刺激，病情加剧。那一边，段祺瑞多次来电相催，说什么“时局未定，庶政待商，务祈速驾，以慰众望”。孙中山决心在12月31日入京。肝病忌急忌怒，需要静养。如此一来，孙中山的肝病大大恶化了。
12月31日孙中山抵京，受到两万多群众欢迎，入住北京饭店。
1月24日孙中山病势加重，26日下午三点被人用担架抬到协和医院。医生进行紧急手术，解剖后，众人用肉眼即可看到孙中山的整个肝脏已经坚硬如木。医生只能取下肝脏的极小一部分以备试验，洗净肝脏缝合。西医没有办法了，孙中山等人开始求助中医。2月18日，宋庆龄等人陪着孙中山迁往铁狮子胡同11号行馆，改由中医治疗。
早在手术前，孙中山就下了一道手令，由李大钊、吴稚晖、李石曾、于右任、陈友仁五人组成政治委员会，以黄昌谷为书记。孙中山指示重要政务均由该会议商议执行。政治顾问鲍罗廷代表共产国际参与会议。于右任认为情况危急，孙中山应该事先留下遗嘱，包括政治的和家事的遗令或者遗训。吴稚晖认为：“吾辈系平民主义，不应带帝王语气，建议用‘遗嘱’二字。”于是，吴稚晖起草了孙中山的遗嘱草稿，政治委员会再三讨论修改。拖到2月20日，孙中山病危了。政治委员会认为得趁孙中山头脑还清醒，让他确定遗嘱。大家推举孙科、宋子文、孔祥熙这三位孙中山的亲属和汪精卫四人，带着政治委员会商定的遗嘱草稿，请示孙中山的意见。孙中山听说四人让自己留遗嘱，开始不肯留言，后来又问：“你们要我说甚么，有没有为我考虑？”汪精卫说：“我们已预备了一份稿子，请先生核定，现在我可以念给先生听一听吗？”得到孙中山同意后，汪精卫念了政治遗嘱和家事遗嘱的草稿。孙中山对两个草稿表示满意，但是没有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