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施过程中，孙中山和陆皓东等人按计划潜入广州，但计划赶不上变化，他们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人员和军火未能如期布置停当，导致起义的日期一推再推。到了10月27日，反倒是清朝官府得到消息后先下手了，大肆抓捕革命者。陆皓东等人被捕，光荣就义。6
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披露，广州起义的失败完全是天真幼稚的革命党人将起义当作儿戏的结果：暴动计划事先透露给了孙中山的老师何启博士，香港的英国报纸通过何启，事前就知道了计划并发表了支持革命的一案论。尽管报道并不具体，但清朝官府还是从中得到了信息。孙中山原计划联系秘密会党成员从香港乘木划子偷渡到广州暴动的，结果会党成员的木划子刚到广州就被官府围捕了。
这次夭折的起义是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起义。事后，孙中山称赞陆皓东是“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但是他并没有真正反思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
在欧美，一群绅士占领城市中心，控制政局，或许可行，但在中国为什么就失败了？因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政权更迭方式。西方归来的革命者的理念，在强大的中国传统面前第一次失败了。孙中山没有找到更合适的方式，依然采取西式的起义方法：主要依靠革命情绪高涨的海外革命者，潜入中国沿海地区，谋求占领重要城市，进而撼动全国。从广州起义到武昌起义，孙中山等人发动了数以十计的类似起义，耗费了大量人员和枪械，屡败屡战。
最后，我们再说说兴中总会的会长杨衢云的结局。他适应不了高强度的起义生活，就在1900年1月，兴中会谋划惠州起义的时候，决定辞去会长职务，让孙中山继任。惠州起义失败后，清朝官府侦知兴中会的会长是香港人杨衢云，就悬赏三万银元购买杨的头颅。孙中山等人劝杨衢云离港去外国躲避，杨衢云自负的个性在此时暴露了出来，坚决不愿意过居无定所的流亡生活，也不愿意耗费革命经费，表示要在香港开办夜校教授英文，“授徒以养妻子”。1901年1月10日傍晚，执意留港的杨衢云被清朝官府的刺客在自家的夜校杀害7 。
1898年，兴中会曾经拍照留念，杨衢云坐于前排正中，孙中山站于后排。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指令组织部长陈立夫不惜百万重金回购这张纪念照片加以销毁。理由是此照“有损国父形象”。由此，杨衢云在史册中默默无闻的原因可以想见。
杨衢云死后，孙中山无论是实质还是名义上，都承担起了革命领袖的重任。
革命起步：领袖是如何炼成的
一
1895年的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其意义不同凡响。它打响了武装反抗清廷的第一枪，也让孙中山等人成为了“革命先驱”，获得了海内外的声望。
但是当时，孙中山的日子可不好过。他被清廷通缉，又被香港当局驱逐出境，只得逃亡日本横滨。没想到，日本舆论竟然对他这位“通缉犯”大加赞赏和欢迎，这让他喜出望外。日本报纸以《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报道孙中山的到来。孙中山抚掌大叫：“好，好！自今以后，但言革命，勿言造反。”从此，“革命”二字引进中国语言，代替了“造反”和“起义”。
从广州起义失败的1895年，到武昌起义成功的1911年，其间长达17年的时间，孙中山都被迫流亡海外。孙中山在日本期间，剪掉了辫子，换下长袍，改穿西服，成为了后人熟悉的标准照中的模样。再后来几年，孙中山主要在美国、日本、南洋各地活动，结识了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好友。孙中山的名字的来历，和这个平山周有莫大关系。1897年，孙中山在日本有次投宿寄屋桥外对鹤馆（一家旅社）。入住登记时，陪同他的平山周想起刚刚经过的日比谷中山侯爵的府邸，就信笔代替孙中山在旅馆登记簿姓氏栏中，写下了“中山”二字。孙中山一看，抢过笔来在“中山”之后加上单名“樵”，化名“中山樵”。他对平山周说：“中山樵”就是“中国之山樵”的意思。章士钊将日本人宫崎寅藏出版的《三十三年落花梦》编译成《孙逸仙》一书时，因为日语水平有限，就贸然将中山作为孙逸仙的名，而与其姓孙连缀成孙中山。
虽然革命之心不死，但在发展革命组织和筹款活动方面并未取得什么成果。孙中山一度还被美国移民局扣留在旧金山，后得旧金山致公堂保释及代聘律师，才没有被遣送回国。
孙中山的声望超越东亚范围，成为世界知名的中国革命领袖，还拜一次“绑架事件”所赐。
1896年9月30日，孙中山从美国来到英国伦敦。10月11日，孙中山突然被清朝驻英公使馆抓获，秘密囚禁在了使馆中。孙中山是怎么做的阶下囚呢？他本人的解释是这样的：
“11日上午我离开旅馆准备找康德黎夫妇一同去教堂做礼拜。路上，我遇到了一个广东同乡。我们用粤语亲切交谈，后来又来了一个同胞，三人一起走。那两个人谈话进步，热情邀请我去寓所喝茶叙旧，‘或推予，或挽予’，半推半就将我拉到一个寓所前。这个寓所竟然是清政府驻英使馆。”
孙中山的说法长期以来是史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这不是真相。真相是缺乏防范之心的孙中山，主动找上门去，“羊入虎口”，被喜出望外的清朝官员给囚禁了。
我们知道孙中山的政治思维是西式的，对西方的外交制度也盲目迷信。他认为外国是讲法律的，人人都要遵守法律，所以清朝外交人员无权在外国抓人，因此他觉得自己在海外的安全有法律保障。在美国，孙中山曾经跑到清朝驻美公使馆宣传革命，高喊口号，清朝官吏果然拿他没办法。来英国之前，孙中山又研究了中英外交文件，认为“清朝驻英公使龚照瑗在英国没有执法权，中国与英国之间没有引渡条约”，就更不怕清朝使馆了。孙中山的老师康德黎曾提醒盲目乐观的孙中山注意防范，不要掉以轻心。孙中山非但不以为意，还搬到了离中国驻英公使馆很近的葛兰旅馆居住。
被捕的前一天（10月10日）上午，孙中山经过清朝公使馆门前时，偶遇了留学生宋芝田。孙中山问他是否有广东人在使馆，宋回答有。孙中山很有兴致地和宋一起进入使馆找那个广东老乡——四等翻译邓廷铿。他乡遇老乡，三个人交谈甚欢。告别时，孙中山拿出金表看时间，邓廷铿不禁抓起金表观赏起来。这一看不要紧，邓廷铿看到了上面刻着“sun”的英文。他立即想到，眼前的同乡就是朝廷重金悬赏的钦犯孙文。邓廷铿不动声色，约定和孙中山第二天在使馆中再见，送别了孙中山两人。随后，他立刻报告了龚照瑗，后者随即和使馆雇的英国参赞马格里等人商量，决定第二天抓捕主动送上门来的要犯。11日上午，孙中山如约兴冲冲地来使馆找邓廷铿。邓廷铿招待孙中山吃了午餐，参观了使馆的会客厅、签押室和卧室等。途中，他们“遇到”了参赞马格里。邓马两人把孙中山引到楼上“邓廷铿的房间”，待孙中山一进房门，就在外面加了锁。孙中山就此成了阶下囚。
龚照瑗为防夜长梦多，马上安排马格里雇船偷运孙中山回国。
使馆内的孙中山千方百计要传递消息向康德黎呼救。他向打扫囚室的英国仆人柯尔介绍中国革命，为了争取对方同情还表明了自己的基督徒身份。柯尔犹豫了几天，在17日深夜终于将消息告诉了康德黎。
康德黎赶紧连夜组织营救。他去找参赞马格里，马格里避而不见；去当地警署及苏格兰场报案，警察认为此案空口无凭，又涉及外国使馆，拒绝调查。18日，孙中山通过柯尔给康德黎传了张纸条：“被禁于清使馆，即将被绑送上船回中国。企盼赶速救援，否则不及矣。”焦急的康德黎再一次来到苏格兰场，要求警察插手。遭到拒绝后，无计可施的康德黎跑去外交部试运气。当天是星期天，康德黎只见到了值日官员。值日的官员答应第二天转告上司。康德黎怏怏而出，生怕清朝使馆当天就运孙中山回国，决定去使馆当面警告清朝官吏。巧的是，接待他的人是邓廷铿。邓信誓旦旦地说“绝无见过孙中山”。康德黎干脆雇了一个侦探，在使馆外盯着。没想到此举打草惊蛇，使馆决定提前在20日就押送孙中山回国。
眼看无计可施，突然峰回路转。事情在19日发生了转折。首先是伦敦警方查到一条轮船准备运送“一个疯子”绕大半个地球去中国，这实在太匪夷所思了！于是警察开始介入调查。其次，康德黎连夜致函外交部。首相兼外相沙士伯雷知道了孙中山在伦敦被捕，当日下午就指示查办。很快，清朝使馆外面出现了多名便衣。他们人手一张孙中山的西装照片，24小时监视使馆。同时，警方监控了所有开往中国的船只。
英国官方的强硬态度彻底打乱了清朝使馆的计划，让他们进退两难。康德黎趁热打铁，开始联络媒体，准备扩大孙中山被捕事件的影响。他先找了大名鼎鼎的《泰晤士报》。《泰晤士报》对来自遥远东方的孙中山不感兴趣，并没有抢先刊登这个重大的独家消息。反倒是不知名的《地球报》（The Globe）在22日以《革命家在伦敦被诱捕》为题披露了孙中山的遭遇，刊出了访问康德黎的号外。《地球报》突出了两大卖点：革命和诱捕。孙中山被捕立刻成为全英上下关心的新闻。各报记者纷纷出动，前往清朝使馆、康德黎家、马格里家采访。清朝使馆正常的办公都被涌入的大批记者打断了；马格里躲到了旅馆，但还是被记者找了出来，被迫承认孙中山“确实在使馆内”。伦敦很快轰动了，孙中山的海报出现在电线杆上，开始有群众在清朝使馆外游行，高呼“释放革命家”的口号。沙士伯雷以首相名义强硬照会龚照瑗，要求立即释放孙中山。
巨大压力之下，龚照瑗不得不将孙中山“请”出了使馆。
获释后的孙中山紧紧抓住了这次宣传革命的千载良机，首先在宾馆接受了记者的集体采访。西方主流媒体第一次见到了讲一口流利英语、精通西方思路的清朝革命家，第一次密切介绍了中国革命和革命家。除了英国的报刊，美国、澳大利亚、香港、日本、新加坡等地多家报纸和国内的《万国公报》、《时务报》都参与了孙中山被捕事件的报道和评论。孙中山成为了与专制残暴的清廷作斗争的英雄，获得了西方舆论的好感。不少英国人看到报道后给孙中山写信道贺或登门拜访，对孙中山表示支持。孙中山事后主动致函伦敦各报主笔表示感谢。
其次，孙中山还撰写了《伦敦蒙难记》一书，在康德黎资助下，由英国布里斯特尔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宣传中国革命和孙中山自己。孙中山以西方舆论乐于接受的角度把自己塑造成受迫害的民主共和斗士，还披露了清朝使馆如何侵犯英国主权，争取舆论支持。（多年后，孙中山和胡汉民、戴季陶等人都否定了此书的真实性。）
“绑架事件”之前，孙中山和中国革命在西方舆论中处于边缘位置；事件之后，中国革命进入了西方人的日常话语，孙中山成了中国革命的闪亮名片。孙中山“自投罗网”的绑架事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
二
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再次来到日本横滨。这距他上次来横滨已经过了十年了。留日的中国学生的狂热欢迎再次让他喜出望外。此时的孙中山39岁，已经有十年的革命资历，思想日渐成熟，有着丰富的海外阅历和人际关系，还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声望。同时，他还有一个兴中会组织可以利用，这些因素让他成了留学生眼中的革命领袖。
另外，在日本的革命分子几乎都是从传统的读书人转变而来的。他们原先对“朝廷钦犯”孙中山的印象无非是一个五大三粗的草莽英雄、绿林好汉。如今见孙中山竟是个眉清目秀、温文尔雅、知识广博、充满魅力的中年人，惊讶之余平添许多好感。他们愿意拥戴这样的人为首领。
在东京，宫崎寅藏介绍孙中山会见了华兴会领袖黄兴。孙黄二人促膝长谈，共同立志反清建国，都认为有聚拢零散革命力量建立革命政党的必要。当时，日本汇集了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与宋教仁的华兴会，还有蔡元培等人的爱国学社、张继的青年会等革命组织。孙中山建议大家合并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其他人觉得“革命”二字不利于组织保密，最终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纲领。高涨的革命热情让参加合并会议的代表们激昂慷慨，欣然接受了这个纲领——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这个纲领并没有深刻的认识。
大家正兴高采烈地交谈着，房间后部的木板突然倒塌，声如裂帛。孙中山机智地解释说：“此乃颠覆满清之预兆。”引来一片欢呼。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在东京赤坂区正式举行，到会者有百余人。会议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庶务。
华兴会的宋教仁主编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此时改编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系统阐述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理论，要争取民族独立、民主政治和社会富裕。《民报》的创刊和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同样流亡日本的戊戌变法主将、现在的君主立宪派首领梁启超，由于政见不一，之间发生了激烈的论战。
这场革命和立宪的思想论战，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对未来发展方向的两种选择，能帮助我们加深对辛亥革命和近代中国国情的理解。
梁启超的主要观点是不赞成革命，主张和平改良。他批评同盟会的民族独立主张是狭隘的排满理论，强调中国的问题是改变君主专制的政治问题，而不是种族问题。梁启超对中国国情和人民素质的判断比较悲观。他认为民主政治需要社会基础和人民素质的支撑，而现在中国人民的政治素质太低，没有自治能力，还没有产生民主宪政的要求。如果骤然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国内没有完备的政党，没有具备政治常识的议员，会引起国家的混乱。而且，梁启超还担心中国革命会引起列强的干涉，给列强以灭亡中国的机会。所以，暴力革命不如和平改良。为了国家利益考虑，中国需要在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做大量改革，增进国家财富。梁启超认为最适合中国的是“开明专制”，实行君主立宪。
事实上，两派论证开始之时，清王朝已经下达了君主立宪的命令。1905年12月，清廷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这五个人对西方宪政颟顸无知，考察不出什么来，但考察报告不得不写。最滑稽的是，他们竟然找上朝廷的通缉要犯梁启超，请鼓吹君主立宪的梁启超替他们起草考察报告。梁启超在给慈禧太后的报告中主张实行两院制，责任内阁制和地方自治制，同时指出中国民智未开，新宪法的程度不能太高，可以逐步修改推进。这份报告很合慈禧太后的意思，之后清廷的“预备君主立宪”多少照搬了梁启超的高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