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袁但1833至1837年这几年间他先后三次参加会试均未考中进士。至此，他对科举考试完全失去兴趣，下决心“长为农夫没世”淤。在离京南返途中，左宗棠特意绕道南京拜访两江总督陶澍。早在主讲醴陵渌江书院时，他与陶澍便“倾谈竟夕，与订交而别”。陶器重左的真才实学袁百般开导鼓励左宗棠将经世致用之学发扬光大袁后来左宗棠与陶澍成为儿女亲家。
从而，自1838年冬绝意科考至1852年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约出山视事这十多年间，左宗棠坚持边自学边从事农耕，对经世致用之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且初步运用于实践中，并积累了一定经验。在对经世致用之学的钻研和体察方面，左宗棠除得到陶澍、贺长龄、贺熙龄诸人的指点帮助外，还受到胡林翼和林则徐的影响。
胡林翼（1812-1861年），字贶生，号润之，湖南益阳人袁是两江总督陶澍的女婿。左宗棠与胡林翼同岁，于1833年在北京参加会试时相识，并成为至交好友。后来，左宗棠不仅在研习经世致用之学方面受到胡林翼的帮助，而且在从政治军等许多问题上也得到胡林翼的指点扶植。胡在1861年病逝之后，左宗棠写了篇情真意切的《祭胡文忠公文》：“交公弱年，哭公暮齿。自公云亡，无与为善，孰拯我穷，孰救我褊？我忧何诉，我喜何告？我苦何怜，我死何吊？追维畴昔，历三十年，一言一笑，愈思愈妍。”左宗棠比林则徐小二十七岁，但因林则徐曾在陶澍幕府任过事，左在与贺熙龄、胡林翼等人的交往中，对林则徐在经世致用之学的表现有所了解，且从林则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举动感受到林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曾由衷地称林为“天人”。1848年，时任林则徐下属的贵州安顺知府的胡林翼举荐左宗棠入林的幕府，左虽因家中有事不能应召赴任，但他对林则徐的学识、才能和人品表示出钦敬之情。就林则徐而言，他从陶澍、胡林翼等人那里也对左的人品学识有所了解，认为左是一位难得的经世之材。因而，当林于1849年12月下旬因病奏准回籍养病途经长沙时，特派专人至湘阴邀约与左一谈。1850年1月3日，左宗棠欣然应约来到长沙于湘江舟中拜见神交已久的林则徐。两人均感相见恨晚，“江中宴谈达曙，无所不及”，“抗谈今昔。江风吹浪，柁楼竟夕有声，与船窗人语互相响答。曙左宗棠一生受林则徐的影响和帮助很大，林则徐收集的关于新疆的宝贵资料，对于左宗棠日后经营西北边疆起了很大作用。
鼓欲严，始各别去”。林则徐通过这次与左宗棠深谈，对其才识赞赏不已，“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谈论竟夕，称为不凡之材。”淤林则徐是一位讲求实际的官吏，特别关注祖国边陲的建设，从而与左宗棠谈论最多的是祖国边防的问题，且将重任托付给左宗棠，希望他日后有机会完成他的未竟之业。据左宗棠在《答刘毅斋书》中回忆说：“忆三十年前弟曾与林文忠公谈及西域时务，文忠言西城屯政不修，地利未尽，以致沃饶之区不能富强。言及道光十九年洋务遣戍时，曾于伊拉里克及各城办理屯务，大兴水利，功未告蒇，已经伊犁布将军彦泰奏增赋额二十余万两，而已旋蒙恩旨入关，颇以未竟其事为恨。”又在《答张朗斋书》中忆及：“吐噜番产粮素多，辖境伊拉里克水利曾经林文忠修治，记升科有案。文忠谈过，南八城如一律照苏、松兴修水利，广种稻田，美利不减东南。弟当时微询崖略，未暇致详。”左宗棠之所以在后来力排众议，坚决主张抗击沙俄并全力经营西北边疆，与林则徐经世致用思想对他的影响是有很大关系的。
总之，在这十余年间，左宗棠接触到许多经世致用派人士，比较系统地研习经世致用之学，且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做了初步尝试。如在开馆授徒的同时耕作农田，在耕作农田的同时做到农林牧副渔并举。“宗棠自耕之田，略以古农法之便于今春行之，闻甚良，惜细雇辈尚未能尽如其意也。茶园所入，今岁差可了清国课，逐渐增加，于人事不无裨益。倘更桑竹之利成，其可以存廉耻而广惠爱者大矣。”这些有关经世致用理论和实践经验，无疑为左宗棠这位“绝世奇才”后来从政治军提供了基础。
他在危难之际被曾国藩着意拉了一把，此后又由曾国藩举荐独当一面领湘军；继而升巡抚、升总督，成为举足轻重的督抚大员。
正当左宗棠设馆长沙授徒，就近顾及湘阴老家农事之际，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是年10月，左宗棠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邀出山视事，为张出谋划策，才华得到初步展示。1854年春，左宗棠应召入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府，直至1860年1月前后担任幕僚达六年之久，为骆秉章出谋划策，才华尽显，甚至骆的许多奏折均是由左拟订的，深得骆的信任。然而，正当左宗棠意气风发，准备进一步大显身手之际，却于1859年春夏间因“樊燮案”差点身败名裂。此案原案是：樊燮时任湖南永州镇总兵，人品极坏，贪劣成性，由左宗棠拟折以骆秉章名义奏准查办。但樊燮反咬一口，向湖广总督官文和都察院呈控左宗棠为“劣幕”，清廷下旨交湖广总督官文查办。官文不分青红皂白，遂将左宗棠押往武昌对簿公堂，定为重罪。此案的发生有其深层政治原因，“实质上它反映了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满、汉官僚间的矛盾：一方面，左宗棠专权独断，不知顾忌，引起了官文、文格等高级满族官员的不满；另一方面，湘军的兴起和汉族地主的得势，也使得一些满洲贵族深感不安。他们抓住一个仅具“幕客”身份的左宗棠大做文章，实际是要给掌握两湖军政大权的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北巡抚胡林翼、湘军统帅兵部侍郎曾国藩等汉族官僚一点颜色看。”骆秉章在自订年谱中说：“嗣有人唆耸樊在湖广递禀，又在都察院呈控永州知府黄文琛同侯光裕通知在院襄办军务绅士左某，以图陷害。”左宗棠则在《与刘岘庄书》中指出：“弟性刚才拙，与世多仵。近为官相所中伤。……连年因桑梓之故，为披发缨冠之举，志其愚贱，一意孤行，又复过蒙优奖，名过其实，其遭此谤陷，固早在意中。”然而，尽管对手来头很大，但骆秉章、胡林翼、曾国藩既出于与左宗棠的友情，又为湘系集团利益考虑，便利用各种渠道同官文等人进行抗争，最终通过在南书房行走的郭嵩焘联络王阊运向重臣肃顺及侍读学士潘祖荫求援，使得咸丰皇帝最终改变主意，谕令曾国藩等据实奏报，左宗棠才避免了一场人为之祸。经过这次打击，左宗棠本拟“奉身暂退”，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好友胡林翼等则建议他投奔曾国藩，便于得到保护并有机会重新奋作。曾国藩则在奏折中极力肯定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人才难得，希望朝廷重用左宗棠。与此同时，他本人又转请他人做左宗棠的工作，最终促成左于1860年夏入曾幕。曾国藩为得到左宗棠这位“绝世奇才”而欣慰不已：“国藩得此将伯之助，可以高枕无忧。”1860年9月中旬，左宗棠奉曾国藩之命自率一军从长沙启程开赴江、皖战场。在曾国藩的扶植、举荐之下，左宗棠的才华得到尽情发挥，至1862年1月下旬终于被清廷任命为浙江巡抚。从而，左宗棠对于曾国藩给予他的知遇之恩，始终没有忘怀，在曾逝世后的挽联中说的“自愧不如元辅”之语，应当说是有感而发。
他同曾国藩有矛盾，但两人所争者主要是国事公事，君子之交兼君子之争，真正做到了“相期无负平生”
由于曾国藩与左宗棠性格不同，考虑问题的方式方法不同，所处具体环境条件有异，从而在左宗棠1863年5月担任闽浙总督兼署浙江巡抚，取得与曾国藩平起平坐的地位后，两人在有关用兵方略、饷糈分拨及举劾官员等问题上发生了许多争执，但他们始终坚持一条原则：相互间批评指责出自肺腑，决不口是心非，在背后搞小动作。这反映出他们“同心若金”与“攻错若石”相结合的争论实质。兹以如下两例，试做分析考察。
其例一，有关厘税征收问题之争。1862年秋冬间，正当湘军全力合围金陵的重要时刻，长江粮道被太平军切断，加之江南各地因连年战争而瘟疫盛行，湘军饷糈征集和供给出现了极大困难，清朝政府由于多年征战，已经弄到国库空虚，对于湘军饷糈供给已是爱莫能助。然而，就在此时江西巡抚沈葆桢不顾师生情谊，于是年10月擅自截留了供应南京雨花台湘军大营的江西漕折银五万多两，随后又两次奏请截留江西全境厘金所得。曾国藩在与沈葆桢作抗争的同时，考虑到左宗棠已任闽浙总督，故奏将原供左军的婺源、景德镇、河口等地的厘税归为安徽、江苏等地湘军调拨分用。进而，奏请两淮盐税“止论辖地不论引地”力口以征收，用以解决饷糈紧缺的困难。左宗棠虽督抚闽浙富庶之区，但因多年战祸频繁，民穷财尽，亦难应付浩繁饷糈的需求。尽管他对曾国藩索要婺源、景德镇、河口等地厘税有所不满，但他还是能够理解曾的苦衷，没有像沈葆桢那样闹到绝情的地步。不过左对曾提出的“止论辖地不论引地”，试图把两淮盐厘全部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做法很有意见，曾亲笔去信曾国藩予以逐条批驳。面对左宗棠措辞激烈的批驳、质问，曾国藩尽管没有做过多的解释和争辩，但两人在这个问题上谁也说服不了谁。值得指出的是，曾、左二人之争在实质上言之，是争集团之利益，最终目的是为了尽速平定“内乱”。
其例二，在有关金陵合围、用兵方略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之争。曾国藩用兵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注重对战争全局的筹谋，坚持稳扎稳打，不轻易进攻的原则。自1861年9月上旬湘军攻占安庆后，曾国藩即筹划进攻天京（金陵），但至1862年春才开始对以天京为中心的太平天国根据地发起全面攻势。1863年春，李秀成部太平军采取了“进北攻南”的战略方针，试图通过对安徽、江苏等地用兵，牵制湘军兵力，以减轻天京压力。曾国藩对此看得一清二楚，决定不急于增兵天京合围，而是重点设防皖南，以巩固湘军大后方。是年9月，皖南决战在即，曾国藩函请左宗棠火速派兵自浙江入安徽会师。但左宗棠认为，皖南太平军势力已经成不了大气候，在湘军大军压境时有可能转入浙境，于是他不仅没派兵会师皖南，反而将皖境刘典、王开琳两军迅速调防皖浙边境绩溪等地。与此同时，左宗棠对曾国藩用兵过于求稳提出了批评，曾国藩虽对左不及时“会师”之举不满，但因事后证明左对太平军必然入浙的估计是正确的，也就没有耿耿于怀。随后，湘军加紧了对金陵围攻的步伐，但在1864年初太平军阻断了湘淮军在苏、浙、皖边境的通道。对此，左宗棠先后三次向曾国藩提出建议，主张把李鸿章的淮军抽调一部进攻安徽广德，不要把兵力集中于常州、嘉兴等地。曾国藩没有采纳这个意见，认为太平军在皖南的势力还相当兴盛，假如分军攻广德，就有可能迫使太平军入江西而使湘军大后方受到威胁。两人各抒己见，最终左宗棠上奏朝廷，批评曾用兵方略的失误。事后证实，左宗棠的分析是正确的。曾国藩事后主动做了自我批评，但左宗棠仍胸存怨恨之情，觉得曾太固执。1864年7月湘淮军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之后，左宗棠借曾国藩奏报军情有误，展开了口诛笔伐，两人关系闹得很僵，彼此不通音信长达八年之久。
勿庸讳言，左宗棠与曾国藩之间的意见分歧，不仅存在而且相当突出，但主要不属于意气之争，反映的主要是“公事”、“国事”之争。进而，这种矛盾和争辩，并不影响两人之间的友谊。曾国藩对左宗棠在剿捻问题上给予全力资助；左宗棠则在奏折中明确指出，大功告成有曾国藩资助之功在内。曾国藩在晚年常与幕僚谈及左宗棠，认为自己与已去世的胡林翼均无能力担当起西征的重任，但左实在是天下第一有才能的人。左宗棠则在曾去世后给长子左孝威的书信中说：“曾侯之丧，吾甚悲之。……君臣朋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从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钽去陵谷，绝无城府。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语亦久见章奏，非始毁今誉，儿当知吾心也。……吾与侯所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比同时纤儒妄生揣拟之词，何直一哂耶？”淤1878年，曾国藩次子曾纪鸿托左宗棠向人借钱以解燃眉之际时，左宗棠又在给左孝宽的家书中说：“吾与文正交谊非同泛常，所争者国家公事，而彼此性情相与，固无丝毫芥蒂，岂以死生而异乎？”后来，在所作《铜官感旧图·序》一文中，左宗棠又道出肺腑之言：“余与公交有年，晚以议论时事两不相合，及莅两江，距公之亡十有余年，于公所为多所更定，天下之相谅与否非所敢知，而求夫理之是即夫心之安，则可告之已亦可告之公也。”在这里，不仅清晰地反映出左、曾之争的由来和实质所在，而且表明左宗棠的人品学识决定了他是曾国藩的真挚朋友。两人这种真挚的友谊，当然会深深影响到他们的子孙后代们，从而左宗棠的孙子左念贻与曾国荃的孙女曾广墩结为夫妻，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的李多
他生长在耕读兼经商之家，是湘军儒将之师罗泽南的弟子；早年随兄李续宾领军转战鄂、赣等地，深为湖北巡抚胡林翼所倚重。
李续宜（1823-1863年），字希庵，号克让，湖南湘乡桥头（今属涟源市）人。父亲李登胜，字振庭，一字南轩“岁贡生，工近体诗，精书法”，且善经营农商之业。故李续宜出生时家庭比较富裕，算得上一个典型的耕读之家。
李续宜有兄弟五人，他是五个兄弟中最小的一个。长兄李续宦，字克宣，候选从九品；二兄李续家，字毅庵，国学生，以经商为业；三兄李续宽，字北冈，以办团练有功授主事分部补用；四兄李续宾，字如九，一字克惠，号迪庵，1853年随师罗泽南领军，先后转战鄂、赣、皖等省，累官至浙江布政使加巡抚衔，1858年11月战死安徽三河镇，追赠总督衔，谥“忠武”。
李续宜从小受到父母和兄长们的细心呵护，在四岁时就入“将就书屋”家塾，由父亲李振庭亲自教习诗书。一年后，因父亲生病改聘李白适为塾师，李续宜随同几位兄长受教于李。大约在他十三至十四岁时父亲身体康复，改“将就书屋”为“面壁书屋”，重新开馆授徒，“公兄弟皆入学”。大约在三年后，李续宜遵父命与堂兄李续禋投名师罗泽南问学，“好深湛之思，强探力索，洞彻幽微。师事罗忠节公泽南，常以躬行不逮为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