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学校新设，各科教师都并无一定的资格，不像现在的有大学或专门科毕业生。国文教师，历史教师，由秀才、举人中挑选，英文教师大概向上海聘请，圣约翰书院（现在改称大学，当时也叫梵王渡）出身的曾大出过风头，算学、格致教师也都是把教会学校的未毕业生拉来充数。论起资格来，实在薄弱得很。尤其是体操教师，他们不是三个月或半年的速成科出身，就是曾经在任何学校住过几年的三脚猫。那时一面有学校，一面还有科举，大家把学校教育当作科举的准备。体操一科，对于科举是全然无关的，又不像现在学校的有竞技选手之类的名目，谁也不去加以注重。在体操时间，有的请假，有的立在操场上看教师玩把戏，自己敷衍了事。体操教师对于所教的功课，似乎也并无何等的自信与理论，只是今日球类，明日棍棒，轮番着变换花样，想以趣味来维系人心。可是学生老不去睬他。
蔑视体操科，看不起体操教师，是那时的习惯。这习惯在我竟一直延长下去，我敢自己报告，我在以后近十年的学生生活中，不曾用了心操过一次的体操，也不曾对于某一位体操教师抱过尊敬之念。换一句话说，我在学生时代不信“一二三四”等类的动作和习惯会有益于自己后来的健康。我只觉得“一二三四”等类的动作干燥无味。
朋友之中，有每日早晨在床上作二十分操的，有每日临睡操八段锦的，据说持久着做，会有效果，劝我也试试。他们的身体确比我好得多，我也已经从种种体验上知道运动的要义不在趣味而在继续持久，养成习惯。可是因为一向对于这些上面厌憎，终于立不住自己的决心，起不成头，一任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我们所过的是都市的工商生活，房子是鸽笼，业务头绪纷烦，走路得刻刻留心，应酬上饮食容易过度，感官日夜不绝地受到刺激，睡眠是长年不足的，事业上的忧虑，生活上的烦闷是没有一刻忘怀的，这样的生活当然会使人早老早死，除了捏锄头的农夫以外，却无法不营这样的生活，这是事实，积极的自救法，唯有补充体力，及早预备好了身体来。
“如果我在学生时代不那样蔑视体操科，对于体操教师不那样看他们不起，多少听受他们的教诲，也许……”我每当顾念自己的身体现状时常这样暗暗叹息。
鲁迅翁杂忆
我认识鲁迅翁，还在他没有鲁迅的笔名以前。我和他在杭州两级师范学校相识，晨夕相共者好几年，时候是前清宣统年间。那时他名叫周树人，字豫才，学校里大家叫他周先生。
那时两级师范学校有许多功课是聘用日本人为教师的，教师所编的讲义要人翻译一遍，上课的时候也要有人在旁边翻译。我和周先生在那里所担任的就是这翻译的职务。我担任教育学科方面的翻译，周先生担任生物学科方面的翻译。此时，他还兼任着几点钟的生理卫生的教课。
翻译的职务是劳苦而且难以表现自己的，除了用文字语言传达他人的意思以外，并无任何可以显出才能的地方。周先生在学校里却很受学生尊敬，他所译的讲义就很被人称赞。那时白话文尚未流行，古文的风气尚盛，周先生对于古文的造诣，在当时出版不久的《域外小说集》里已经显出。以那样的精美的文字来译动物植物的讲义，在现在看来似乎是浪费，可是在三十年前重视文章的时代，是很受欢迎的。
周先生教生理卫生，曾有一次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加讲生殖系统。这事在今日学校里似乎也成问题，何况在三十年以前的前清时代。全校师生们都为惊讶，他却坦然地去教了。他只对学生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在他讲的时候不许笑。他曾向我们说：“在这些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的人的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大家都佩服他的卓见。据说那回教授的情形果然很好。别班的学生因为没有听到，纷纷向他来讨油印讲义看，他指着剩余的油印讲义对他们说：“恐防你们看不懂的，要么，就拿去。”原来他的讲义写得很简，而且还故意用着许多古语，用“也”字表示女阴，用“了”字表示男阴，用“幺”字表示精子，诸如此类，在无文字学素养未曾亲听过讲的人看来，好比一部天书了。这是当时的一段珍闻。
周先生那时虽尚年青，丰采和晚年所见者差不多。衣服是向不讲究的，一件廉价的羽纱——当年叫洋官纱——长衫，从端午前就着起，一直要着到重阳。一年之中，足足有半年看见他着洋官纱，这洋官纱在我记忆里很深。民国十五年初秋他从北京到厦门教书去，路过上海，上海的朋友们请他吃饭，他着的依旧是洋官纱。我对了这二十年不见的老朋友，握手以后，不禁提出“洋官纱”的话来。“依旧是洋官纱吗？”我笑说。“呃，还是洋官纱！”他苦笑着回答我。
周先生的吸卷烟是那时已有名的。据我所知，他平日吸的都是廉价卷烟，这几年来，我在内山书店时常碰到他，见他所吸的总是金牌、品海牌一类的卷烟。他在杭州的时候，所吸的记得是强盗牌。那时他晚上总睡得很迟，强盗牌香烟，条头糕，这两件是他每夜必须的粮。服侍他的斋夫叫陈福。陈福对于他的任务，有一件就是每晚摇寝铃以前替他买好强盗牌香烟和条头糕。我每夜到他那里去闲谈，到摇寝铃的时候，总见陈福拿进强盗牌和条头糕来，星期六的夜里备得更富足。
周先生每夜看书，是同事中最会熬夜的一个。他那时不做小说，文学书是喜欢读的。我那时初读小说，读的以日本人的东西为多，他赠了我一部《域外小说集》，使我眼界为之一广。我在二十岁以前曾也读过西洋小说的译本，如小仲马、狄更斯诸家的作品，都是从林琴南的译本读到过的。《域外小说集》里所收的是比较近代的作品，而且都是短篇，翻译的态度，文章的风格，都和我以前所读过的不同。这在我是一种新鲜味。自此以后，我于读日本人的东西以外，又搜罗了许多日本人所译的欧美作品来读，知道的方面比较多起来了。他从五四以来，在文字上，思想上，大大地尽过启蒙的努力。我可以说在三十年前就受他启蒙的一个人，至少在小说的阅读方面。
周先生曾学过医学。当时一般人对于医学的见解，还没有现在的明了，尤其关于尸体解剖等类的话，是很新奇的。闲谈的时候，常有人提到这尸体解剖的题目，请他讲讲“海外奇谈”。他都一一说给他们听。据他说，他曾经解剖过不少的尸体，有老年的，壮年的，男的，女的。依他的经验，最初也曾感到不安，后来就不觉得什么了，不过对于青年的妇人和小孩的尸体，当开始去破坏的时候，常会感到一种可怜不忍的心情。尤其是小孩的尸体，更觉得不好下手，非鼓起了勇气，拿不起解剖刀来。我曾在这些谈话上领略到他的人间味。
周先生很严肃，平时是不大露笑容的，他的笑必在诙谐的时候。他对于官吏似乎特别憎恶，常摹拟官场的习气，引人发笑。现在大家知道的“今天天气……哈哈”一类的摹拟谐谑，那时从他口头已常听到。他在学校里是一个幽默者。
一个从四川来的青年
最近，我遇到一件不寻常的事。
新年开工的第一日，于写字台上停工数日来积下来的信堆里，发见一封由本埠不甚知名的某小旅馆发来的挂号信。信里说，自己是与我不相识的青年，因为读了我的文章，很钦佩我，愿跟我做事，一壁做工，一壁学习；特远远地冒险从四川冲到上海来，现住在某小旅馆里，一心等候我的回音。我看了通信，既惶悚，又惊异。自从服务杂志以来，时常接到青年读者诸君的信，像这样突兀这样迫切的函件却是第一次见到。我因为不知怎样写回信才好，正在踌躇，次晨又接到他的催信了。这次的信是双挂号的，信里说，他在上海举目无亲，完全要惟我是赖。又说离家时，父母亲友都不以他为然，可是他终于信赖着我，不顾一切地冲到上海来了，叫我快快给他回音。
我想写回信，可是无从写起，结果携了原信跑到旅馆里去访他，和他面谈。他是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印象并不坏，据说曾在四川某中学读过几年书，中途又改入商店，因川中商业不景气，仍想再求学。此次远来找我，目的有二：一是要我指导他的学问，二是要我给他一个职业的位置，不论什么都愿做，但求能半工半读就是。我的答复是：我自惭没有真实学问可以作他的指导，半工半读的职业更无法立刻代谋。惟一的忠告是劝他且回故乡去，不要徒然飘泊在上海。他对于回故乡去似有难色，说恐见不得父母亲友。我苦劝了一番，且答应与他时常通信（即他的所谓学问指导），他才表示愿即日离开上海。据他说有一位同乡在无锡某工厂里服务，上海既得不到位置，只好到无锡去改托同乡设法。我问他事前曾否与在无锡的那位同乡有所接洽，他说毫无接洽，只好撞去看。我不禁又为之黯然起来，可是也无法叫他不到无锡去。“在无锡如果找不到事，还是赶快回故乡去吧。”这是临别时我最后劝他的话。傍晚他又送了一封信来，还赠我一瓶辣酱与一罐榨菜。信中说，决依从我的劝告，离去上海，明晨赴无锡去。
我凝视着放在写字台上的辣酱瓶与榨菜罐，不禁感慨多端：想起一二年前上海曾有好几批青年抛了职业与家庭远赴峨嵋山学道，现在这位青年却从峨嵋山附近的家乡，毫无把握地冲到上海来。两相对照，为之苦笑起来。我和这位青年未曾素识，对于他个人无所谓爱憎，只是对于他的行动却认为缺乏常识，可以说是对于现社会认识不足。
这位青年的投奔到上海来，据他自说一则为了想“从师”，二则为了想“得职”。我的足为“师”与否且不管，即使果足为“师”，也是不能“从”的。古代生活简单，为师者安住在家里，远方仰慕他的负笈相从，就住在师的门下，一方面执弟子之役，一方面随时求教。师弟之间自然成立着经济的关系，可以不作其他别种的打算与计较。现在怎样？普通所谓“师”者就是学校教员，完全为雇用性质，师弟之间的经济关系并没有从前的自然，并且教员生活甚不稳定，这学期在这儿，下学期在那儿，地位更动得比戏院里的优伶还厉害，叫青年怎能“从”呢？我是书店的职员，说得明白点，是被书店雇用，靠书店的薪水生活着的。住的房子只是每月出钱租来的狭小的一室，安顿妻孥已嫌不够，哪里还容得“门下生”与“入室弟子”呢？“从师”的话，现今还有人沿用，其实现社会中早已根本不能有这么一回事，应该与“郊”“褅”“告朔”之类同列入废语之中的了。
至于得职，在现代工商社会中，可分为两种方式：一是聘任，一是雇用。聘任是厂店方面要求你去担任职务的，且提开不谈；至于雇用，最初大概要有介绍人或保证人。雇用之权普通操在经理，一个陌生的青年突然对于厂店中的某个人说，要立刻在厂店中替他安插一个职位，当然难以办到。用自荐书来介绍自己，他国原有此种求职的方式，国内新式的厂店中也似乎正在仿行。可是不经对方同意，就突兀地奔投前往是决不行的。这位青年投奔到我这里来，碰壁，投奔到无锡去找同乡，据我推断起来也一定会碰壁吧。理想社会实现以后不知道，在现社会的机构里决不会让我们有这样的自由。
现社会的机构如此。这机构是好是坏，姑且不谈，我们应该大家先把它明了，凡事认清，不为陈套的文字所束缚，不为传统的惯例所蒙蔽。学问在现社会中是什么？“师”在现社会中是什么？今日职业界的情形怎样？工厂商店内部的构造怎样？……诸如此类的事项，在中学校的教科书里也许是不列入的，学校的教员们的口里也许是不提及的，可是却都是很重要的知识。
这位青年不顾一切远道投奔到上海来，其勇气足以令人赞赏，可惜，他对于现社会尚未认识得明白，其追求的落空，无异于上海青年的赴峨嵋山求道！
上海青年赴峨嵋山求道，大家都把责任归诸荒唐的武侠小说，峨嵋山的道士倒是没有责任的。这位青年的从四川到上海来碰壁，责任者是谁呢？这是一个值得大家考察的问题了。
白采
我的认识白采，始于去年秋季立达学园开课时。在那学期中，我隔周由宁波到上海江湾兼课一次，每次总和他见面，可是因为来去都是匆匆，且不住在学园里的缘故，除在事务室普通谈话外，并无深谈的机会。只知道他叫白采，曾发表过若干诗和小说，是一个在学园中帮忙教课的人而已。
年假中，白采就了厦门集美的聘，不复在立达帮忙了。立达教师都是义务职，同人当然无法强留他，我到立达已不再看见他了。过了若干时，闻同人说他从集美来了一封很恳切的信，且寄了五十块钱给学园，说是帮助学园的。我听了不觉为之心动。觉得是一个难得的人。这是我在人品上认识白采的开始。
白采的小说，我在未面识他以前也曾在报上及杂志上散见过若干篇，印象比较地深些的，记得只是《归来的磁观音》一篇而已。至于他的诗集，虽曾也在书肆店头见到，可是一见了那惨绿色的封面和丧讣似的粗轮廓线，就使我不快，终于未曾取读。不知犯了什么因果，我自来缺少诗的理解力和鉴赏力，特别是新诗。旧友中如刘大白朱佩弦都是能诗的，他们都有诗集送我，也不大去读，读了也不大发生共鸣。普通出版物上遇到诗的部分，也往往只胡乱翻过就算。白采的诗被我所忽视，也是当然的事了。一月前，佩弦由北京回白马湖，我为《一般》向他索文艺批评的稿子，他提出白采的诗来，说白采是现代国内少见的诗人，且取出那惨绿色封面有丧讣式的轮廓的诗集来叫我看。
我勉强地看了一遍，觉得大有不可蔑视的所在，深悔从前自己的妄断。这是我在作品上认识白采的开始。过了几天，为筹备《一般》创刊号来到上海，闻白采不久将来上海的消息，大喜。一是想请他替《一般》撰些东西，二是想和他深谈亲近，弥补前时“交臂失之”的缺憾。哪里知道日日盼望他到，而他竟病殁在离沪埠只三四小时行程的船上了！
从遗箧中发现许多关于他一生的重要物件，有家庭间财产上争执的函件，婚姻上纠纷的文证，还有恋人们送给他为表记的赭色黑色或直或卷的各种头发。最多的就是遗稿。各种各样的本子，叠起来高可盈尺，有诗，有词，有笔记，有诗剧。近来文人忙于发表，死后有遗稿的已不多见，有这许多遗稿的恐更是绝无仅有的了。我在这点上，不禁佩服他的伟大。
披览遗稿时，我所最难堪的是其自题诗集卷端的一首小诗。
我能有——
作诗时，不顾指摘的勇气，
也能有——
诗成后，求受指摘的虚心！
但是，
不知你有否一读的诚意？
惭愧啊！我以前曾蔑视一般的所谓诗，蔑视他的诗，竟未曾有过“一读的诚意”！他这小诗，不啻在骂我，责我对他不起，唉！我委实对他不起了！
我认识白采在半年以前，而真觉得认识白采却在别后的这半年——不，且在他死后。今后在遗稿上及其他种种机会上，对于他的认识，也许会加深加广。可是，我认识他，而他早死了！
整理好了的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