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先生在本校所用的数学教科书是美国布利士的混合数学。美国是以重实用出名的国度，哲学上的实用主义，美国很有几个大家，美国的教育全重实用。这重实用的布利士的数学教科书，学了还怕没有用，中国人的实用狂，程度现在美国以上了！
中国民族的重实利由来已久，一切学问、宗教、文学、思想、艺术等等，都以实用实利为根据。
一、学问中国古来少有独立的学问：历史是明君臣大义的；礼是正人心的；乐是易风移俗的；考据金石之学是用以解经的……哪一件不是政治或圣人之经的奴隶？这就是各种学问的用处！
二、宗教中国古来宗教的对象是天，“畏天”“敬天”等语时见于古典中。可是中国人对于天的敬畏，全是以吉凶祸福为标准的，以为天能授福，能降凶，畏天敬天就是想转凶为吉，避祸得福。这种功利的宗教心，和他民族的绝对归依的宗教心全异其趣。佛教原是无功利的色彩的，一传入中国也蒙上了一层实利的色彩。民众间的求神或为子于，或为免灾。所谓“急来抱佛脚”，都是想“抛砖引玉”，取得较多的报酬。
三、思想中国无唯理哲学。《易经》总算是论高远的哲理的，但也并不是为理说理，是以为明了理可以致用的。什么吉，什么凶，什么祸福等类的词，充满于全书中。可见《易经》虽说抽象的哲理，其目的所在仍是具体的实用，怪不得到现在流为占卜的工具了。到了孔子，这实用主义越发明白表示了。“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是何等现世的，实利的！孟子以后，这实利主义更加露骨。孟子教梁惠王齐宣王行仁义，都是以“利”或富国强兵为钓饵的。
和孔孟相较，老子的思想似乎去实用较远，其实内面仍充满着实利的分子。老子表面上虽主张无为，而其目的却在提倡了“无为”去做到“无不为”；在某种意义上，实利的欲望可谓远过于孔孟，观法家思想的出于老子，就可知道老子的精神所在了。
四、文学“文以载道”的中国当然少有纯粹的文学。我们试看上古的文学内容怎样，不是大多数是讽政治之隆污，颂君后之功德的吗？一部《诗经》中纯粹的抒情诗有几？偶然有几首人情自然流露如男女恋爱的诗，也被注家加上别的解释了。《诗经》以后的诗虽实利的分子较少，但往往被人视为小道，视为雕虫小技，除一二所谓“好学者”外是少有兴味的。戏曲小说也是这样，教做劝善惩恶或移风易俗的奴隶。无论如何龌龊的戏剧和小说，只要用着什么“报”字为名，就都可当官演唱，毫无顾忌。做小说戏曲的人也要用“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为标语。因为文人作文是要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无益于世道人心的文字在中国是不能存在的！
五、艺术中国虽是古国，可是艺术很不发达，因为艺术和实用是不相调和的。中国历史上的旧建筑物只有城垒等等，至于普通家屋，到现在还不及世界任何的文明国。佛教传入以后，带了许多的佛教艺术来，造像、塔、寺殿等，到中国后虽无远大进步，仍不失为中国艺术上的重要部分。中国对艺术皆用实利的眼光去看，替艺术品穿上一件实利的衣裳。秦汉以来金石上的吉祥语就是这心情的表现。再看中国画上的题句吧！画牡丹花的，要题什么“玉堂富贵”；画竹子的，要“华封三祝”。水墨龙画是可以避火的，钟馗像是可以避邪的，所以大家都喜欢挂在厅堂里。
中国的实利主义的潮流发源可谓很远，流域也很广泛，滔滔然几乎无孔不入。养子是为防老，娶妻是为生子，读书是为做官，行慈善是为了名声……除用“做什么是为什么”来做公式外，实在说也说不尽！中国对于事情非有利不做，而所谓利，又是眼前的、现世的、个人的利。凡事要用利来引诱才得发生兴趣，所谓“利之所在，人必趋之”。凡事要讲“用”，凡事要问“有什么用？”怪不得现在大家流行所谓“利用”的手段了！
中国人经商向来是名闻全球的。其实，中国人是天生的好商人，即不经商的官僚、兵卒、学者、教师，也都含有商人性质的。
这样传统的实利实用思想，如果不除去若干，中国是没有什么进步可说的！我们生活在地球上，要绝对地不管实用原是不可能的事，但不应只作实用实利的奴隶。世界的文明有许多或是由需要而成的，例如因为要避风雨就发明了房屋，因为要充饥就发明了饮食等。但我们究不应说房屋只要能避风雨就够，饮食只要能充饥就够的。中国人的实用实利主义，实足扑杀一切文明的进化。
又，文明之中，有大部分是发明者先无所为，到了后来却有大用大利的。瓦特用心研究蒸汽力时，何尝想造火车头？居利研究镭，何尝想造夜光表？化学学者在试验室里把试验管用心观察，发明了种种事情，何尝是为了开工场作富翁？发明电气的何尝料到可以驶电车？
人类有创造的冲动，种种文明都可以说是创造冲动的产物。中国人的创造冲动都被浅薄的实利实用主义压灭了！你看，孜孜于实用实利的中国人，有像瓦特、居利那样的文明的创造者发明者吗？旧有的文明有进步吗？火药是中国发明的，在中国不是只做鞭炮吗？罗盘是中国发明的，不是到现在只用来看风水吗？
惟其以实用实利为标准，结果愈无利可得，无用可言。因为对于一切的要求太低，当然不会发生较高的欲望来。例如中国人娶妻的目的在生子，那么就只要有生殖机关的女子就不妨作妻了！社会上实际情形确是如此。你看这要求何等和平客气，真是所谓“所欲不奢”了！
中国人因为几千年抱实利实用主义的缘故，一切都不进化。无纯粹的历史，无纯粹的宗教，无纯粹的艺术，无纯粹的文学，并且竟至于弄到可用的物品都没有了！国民日常所用的物品，有许多都要仰给外人，金钱也流到外人的手里去！
几千年来抱着实利实用主义的中国人啊！你们的“用”在哪里？你们的“利”在哪里？
文艺随笔
作家的妻
“你真是幸福的女人啊！”
“为什么？”
“嫁了那样的大作家，很愉快吧。”
“作家这东西，与其和他接近，远不如读他的著作来得有趣哩。”
这是阿支巴绥夫《嫉妒》中的一节，向日读了也不觉得什么。近来因了时与作家相会，认识了不少的作家，有时还得会见作家的夫人，每每令我记起这会话来。
小说的开端
小说的开端，是作家所最苦心的处所，凡是名作家，无有不于开端的文字加以惨淡经营的。
在日本的作家中，我近来所耽读的是岛崎藤村氏的作品。岛崎氏在文章上的造诣，实堪惊叹，他的开端的文字，尤为我所佩服，随举数例如：
莲华寺是兼营者寄宿舍的。
《破戒》的开端
桥本的家的厨房里，正在忙着做午饭。
《家》的开端
拿到钟表店里去修的八角形的挂钟，又在室内柱间，依旧发出走声来了。
《出发》的开端
什么说明都不加，开端就把阅者引入事情的深处，较之于凡手的最先叙景，或介绍主人公的来历等的作法，实在高明得多。
藤村是个自然主义作家，这种笔法，原也就是一般自然主义文学的格调，并不足异。但在藤村却似别有所自。藤村在其感想集《待着春》中，有一节就是说着这小说开端的文字的。
片上伸君的近著里有一卷《托尔斯泰传》。其中有托尔斯泰家人共读普西金的小说的一节。“恰好托尔斯泰进来了，偶然拿起书来一看，翻开着的恰是普西金的某散文的断片，开端写着：‘客人群集到村庄来了。’托尔斯泰见了说：‘开端要这样才好，普西金才是我们的教师，开始就把读者诱入事件的中心趣味。如果是别个作者，也许会先细写一个一个的客人，可是普西金却单刀直入地进入事件的中心了。’这时在旁有一个人说：‘那么请你也像这样写了试试如何？’托尔斯泰立刻走进自己的书斋里，把《安那卡莱尼那》的开端写好了。这书初稿的开端是：‘阿勃隆斯希氏的家里，什么都骚乱了。’到了后来，才像现在的样子，上面又加了‘凡幸福的家庭彼此相似，不幸的家庭，皆各别地不幸，’一行的前置。”
读了这，托尔斯泰所求的东西大概可窥见了吧。又可知道这并不是偶然的事了吧。爱托尔斯泰的不应只爱读他的著作，还应求他所求的东西。
“普西金才是我们的教师。”觉得这是托尔斯泰作风的良言。
看了这段记载，可恍然于藤村文章上的见解。他的作风的所以如此，实非无故。对于托尔斯泰，虽如此共鸣，总不肯在文章上加主观的解释，这就是藤村的所以为realist的地方吧。
读圣书
近来常有许多嗜文学的青年问我读什么书好？我不是胡适之，也不是梁启超，有系统的书目是开不出来的，照例地回答，只是问他：
“你读过基督的圣书没有？”
我不是基督教徒，却常劝青年读圣书，特别地对于想从事于文学的青年。这并不是故意与“打倒基督教”的口号反抗，也并不是在报上看了某大人物结婚用了基督教式，想学时髦，实在有别的理由。
第一、西洋文艺思潮里，基督教思想占有重要的位置，文艺作家所用的题材，都直接从圣书取得，思想也都与圣书有关，或是圣书某章的敷衍，或是反对圣书某章的。不略读过圣书的人，不能读弥尔东的《失乐园》，不能读王尔德的《莎乐美》，不能读托尔斯泰及道斯道伊夫斯奇的作品。
第二、西洋文学家文体有许多是摹仿圣书的，王尔德的《莎乐美》摹仿《雅歌》，尼采的《查拉托斯托拉》摹仿《箴言》。现在漂亮的青年喜读王尔德的《莎乐美》，喜读尼采的《查拉托斯托拉》，而不喜读其文字所从出的圣书，真是一件可惜的事。
食物的原料是吃不来的，要经过烹调才可口。圣书是原料，原不易读，但我们要沙里淘金地从原料里烹调出可口的东西来。
一九一九年的回顾
一九一九年，到今日为止，就要告终了！这一年的历史，在将来世界史上不知要占什么样的位置？这个问题就是历史家，恐怕一时也不容易下一个简单的猜测。世界史上最可纪念的事件大概要算“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法国革命”，……这几件。这种事件可以纪念的理由并不在它事件的本身，是在它所发生出来的各方面的影响，因为事件本身是有空间与时间的限制的，它的影响是可以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可以继续、变形随处发展的。一九一九年中所经过的事故，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生活各方面，都受着一种空前的刺激，而且这种刺激，无论哪一民族哪一国家，直接或间接的多少也都受着一点。这一年对将来的关系实在不小。有人说，“一九一九年的一年，可以抵从前的一个世纪。”据我的感想，觉得这句夸大的话还不能够形容这一年中的经过！
我们生在二十世纪，能够和世界上的人一同经过这多事的一九一九年，究竟还是“躬逢其盛”，还是“我生不辰”？姑且不要管它。我们且用我们的记忆，于一九一九年将要完了的时候作一瞥的回顾。
这一年的经过，从世界方面说：有大战和议、各国罢工、过激战争、劳动会议……等等，从中国说：有青岛问题、福建问题、西藏问题、抵制日货、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白话出版物、国民大会、学生联合会、南北不和不战、教员罢课……等等，从浙江一省说：有议员加薪、学生罢课、提前放假、商人罢市、虎列拉、焚毁日货、国民大会……等等，实在可算得一个“多事之秋”！我也说不得许多，姑且限定范围，从中国方面说——姑且从中国的教育方面说：
一九一九年中国教育界空前的一桩事，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影响，不但教育界受着，不过教育界是它的出发点，自然影响受得更大。从前的教育界的空气何等沉滞！何等黑暗！经过了“五四运动”以后，从前底“因袭”“成规”，都受了一种破产的处分，非另寻方法重立基础不可。虽然还有许多违背时事的教育者，“螳臂当车”地在那里要想仍旧用老规矩，来抵抗这磅礴的怒潮，但是我们总不能承认它是有效的事业。据我所晓得，大多数学校自本学年起，教授上管理上多少都有点改动，不过改动的程度和分量有点不同罢了。
有人说：“五四运动以后的学风，比较以前嚣张，旧法已经破坏，新精神还没有确立，教授上管理上新的效力完全不能收得，反生出从前未有的恶风来。这种现象，难道可以乐观么？”我想现在的教育界，平心讲来，也究竟还没有完全上正当的轨道。不过从本学年起，已经有了一个“动”字，“动”得好，固然最好没有了；“动”得不好，也不该就抱悲观：因为“动”总比以前的“不动”好得多。天下本来不应该有“完全无缺”的事，逐渐改动，就是渐与“完全无缺”接近的方法，固滞不动，那是没有药医的死症！我对于一九一九年的教育界，所最纪念的就是一个“动”字！
但是，“动”有“动”的方向和程度。一九一九年的教育界于“动”的方向和程度上面，还有未满人意和我们理想的地方，自然应当想法改“动”。即使没有不满足的地方，也应该想法再“动”。这都是应该从一九二零年做起的事！所以我既然回顾了一九一九年的教育界，还要掉过头来迎接一九二零年的教育界！
家族制度与都会
近年以来，中国已入世界文明的旋涡，一切制度、习惯、思想、道德，从根本上都有点摇动起来。就中最成问题的就是家族制度。因为中国自国体改变以后，三纲当中已消灭了一纲，现在的制度、风俗、道德，完全立在家族制度上面；如果家族制度再一摇动，中国的旧文明、旧道德就要全体破产。这种现象自然很危险，至于好与不好，都是另外问题；因为这种现象自身有坚牢的根据，你就是说它不好，也没法反对。
对于家族制度的怀疑虽然是近代思潮的表现，但是尚有另外的原因。另外的原因是什么？就是都会。中国近来因交通的便利及中央集权，都会渐渐兴盛起来；工商突然进步，农业渐失势力。乡村的穷人大家趋集都会来谋生活；在乡村的富者也大家赶到都会里来寻他们的快乐。都会的人口逐渐增加，生活自然困难起来。但是都会所有的无非是住宅、工场、商店、戏馆、妓院……自然产物丝毫没有，完全要靠乡村供给的。乡村受了都会的影响，物价也自然腾贵，在乡村的人收入渐渐不够生活，自然也闯入都会里来谋较充裕的生活。种种原因使都会人口增加，都会就变成生存竞争的中心点。中国没有精确的统计，各都会的人口无从晓得；据西洋统计家说，伦敦一市的人口比苏格兰全土要多。中国虽然没有这样已甚的例，但是也可想象都会人口繁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