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就是龟甲。甲文是在龟的腹甲上契刻的文字（也有少数刻在背甲上的）。骨，就是兽骨，主要的有牛胛骨和鹿头骨。骨文是刻在牛胛骨和鹿头骨上的文字。甲骨文就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于一八九九年在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出土。这一带是商代从盘庚以后的首都。自盘庚迁此，直至商朝灭亡，为时二百七十余年。因其首都名殷，所以，商朝又称作殷朝。商朝灭亡后，它的首都沦为废墟，因此，又称安阳小屯一带为殷墟，从此地出土的甲骨文又别称为殷墟书契。又因为这些甲骨，是殷人用以占卜的遗物，刻在上面的文字，也就是殷人占卜的记录，所以甲骨文别称殷代卜辞。
起初，人们以为这些甲骨是“龙骨”，就把它们卖给了药店。所谓龙骨，本是一味中药，它是埋藏在地下的古代动物的骨头，有滋精补肾的功能，后被一个叫做王懿荣的清末学者发现，认定这是一种珍贵的古代文物，才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其后，经过一些学者如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研究，才确定是商代的一种文字材料。
商王朝距今三千多年了，它是一个相当发达的奴隶社会。商人十分迷信，他们认为生活中的一切，都得听命于上帝，都得按鬼神的意旨办事。因此，事无大小，必须占卜。占卜的内容包括祭祀、征伐、田猎、年景、疾病、出入、风雨，以及卜旬（十日之内有无祸事）、卜夕（当天夜里有无灾祸）等等。甚至妇女分娩生男生女都要占卜，主持这种事务的专职人员称之为占人或卜人。占卜时用的龟甲或兽骨，以龟甲居多，故名龟卜。据说，占卜之前，先将龟解剖，取下腹甲，涂以牛血，这叫“衅龟”，然后再将甲刮磨，使它平滑光洁。
占卜的方法是把事先整治好的甲骨钻一圆孔，凿一长槽，然后用火烧灼，钻凿过的地方经火灼后，自然裂成不同的纹路，占人据此确定吉凶，决定事情是否当做，最后把占卜的结果，包括占卜时间、卜人名字、所问事情、事后的应验等等，刻在纹路的附近，这就是甲骨文。甲骨文就是当时占卜的记录。
甲骨文除卜辞外，还有记事刻辞。所谓“记事”，有的与卜辞有关，有的无关，如记载战争中俘虏数字，田猎时所获多少以及方国、臣下进贡物品等等。
甲骨文是用金属刀具或别的什么工具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目前还没有确定；但甲骨文字体十分美观，或峭拔苍劲，或秀丽多姿。它不仅是研究殷商时代社会生活的宝贵资料，同时又是极其珍贵的艺术品。
根据大概统计，河南安阳小屯出土的甲骨有二十多万片，其中有两至三万片流落国外。据胡厚宣先生一九八四年统计，在国内外和港台地区收藏的甲骨共十五万四千六百多片。甲骨文不重复的字有四千六百多个，已识的字在一千五百个左右。我国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书，是一九〇三年由刘鹗拓印的《铁云藏龟》。以后陆续拓印、摹印、影印出版了三十多种，其中《甲骨文合编》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有图版、释文、多项索引和有关图表，共十三巨册。
文字产生以后，另一种记事载体是钟鼎。所谓“钟鼎”，是对古代青铜器的通称。古代有些重要的文献记录，为了传之久远，不致朽烂，就在青铜器上刻辞，以便传于后世。这在我国古文献中屡有记载，如《墨子·鲁问篇》中说：“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
青铜器绝大部分是古代统治者日常生活中所享用的礼器。一般乐器有钟；食器有鼎、鬲、敦、簠；饮器有尊、彝、壶、爵；盥洗器有盘、匜。这些礼器中，以钟和鼎为最大，上面多半有文字，所以，人们称这上面的文字为“钟鼎文”或“金文”，又因为这些文字是铸（或刻）在上面的，所以，又称为“铭文”。
青铜器是用铜锡合金铸成的器具，它的发现是人类文化史上划时代的标志之一，证明人类已从新石器时代进入了青铜器时代——大约是在商代。它出现不久就有人开始在上面刻上名字或其他符号，以明归属。后来，文字渐渐加长，变为纪念性短文，或者说明作器的原因，或者说明作器的用途和作器人。再后来，便将需要长期保存的重要文献也铸（或刻）在青铜器上。如春秋时期的郑国，在公元前五三六年将刑罚条文铸在鼎上，晋国也曾于公元前五一三年将范宣子所作的《刑书》，即刑罚条文铸为刑鼎。因此，青铜器上的文字由一两个字逐渐发展到几百字。从这些文字记录中，我们可以得到关于当时的许多历史知识。
在青铜器上刻字这种风气，一直沿用到西汉时期，从传递文化的角度讲，最重要的是周朝到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因为这时期的青铜器，大多刻有文字，有时还很长，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文化史有重要的价值。如清道光末年在陕西岐山县出土的毛公鼎，就是西周宣王（前827—前782年）
时期铸造的，鼎腹有铭文三十二行，连重文共四百九十九字，是现存铭文最长的青铜器，内容记述了周宣王诰诫和褒赏其臣下毛公之事。又如清乾隆中叶出土的散氏盘，是西周后期的青铜器，有铭文十九行，三百五十字，又名夨人盘，记述夨人将大片田地移付于散氏时所订的契约。上世纪五十年代，陕西扶风的一个窖穴里出土有铭文的青铜器七十四件，其中“史墙盘”铭文二百八十四字。这些文字比甲骨文字成熟程度似乎更高些。
这些青铜器的花纹和形态非常优美，冶金铸造也很考究，是研究古代艺术和工艺的极宝贵的资料。它们上面的铭文，反映了古代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很多情况，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的重要材料。
对于青铜器上铭文的研究，我国从宋代开始就成为一门专学，出版的图书也很多。目前收集铭文较多的书籍有罗振玉等编的《三代吉金文存》，陕西考古研究所等编的《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考释方面的专著有郭沫若的《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西周金文辞大系》和容庚的《金文论》等。
青铜器本身有其固有的用途，铭文是附加在上面的。所以，青铜器和甲骨一样，虽然可以利用它的铭文，研究古代社会文化，但它本身很难随意移动，还不是正规的图书。
文字产生以后，还有一种载体，就是石器。古人曾努力寻找一切可以书写的材料来记录重要的事情。他们发现，在石头上刻字比在钟鼎上铸（刻）字容易得多，而且也能够多载。所以，刻石就成了保存和传递文化的重要形式之一；《墨子》书中就有“镂于金石”的话。
中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是秦国的石鼓，它是唐朝初年在陕西天兴县（今陕西宝鸡市）出土的。石鼓共有十个，各刻四字诗一首，歌咏秦国国君游猎情况，因而又称为“猎碣”。它的字数最初有六百多个，现在仅存三百二十一字，书体为秦始皇统一文字以前的大篆，历代的学者们对其书法评价很高。经研究，近代学者公认它是秦国的石刻。至于刻于何年，目前尚未确定，多数认为是秦文公时期的遗物，距今已有两千七百多年。
像甲骨、钟鼎一样，石鼓刻辞尽管带有文学色彩，但它的主要目的不是用来传播文化知识，而是为了纪念或表扬，所以也难以流传。因此，它们也不能算作正规的图书。
此外，古人有用玉版作文字载体的情况。将文字刻于玉版，始于何时，我们已无从知道，但至迟在商朝后期已用玉版为载体来记录事情了。《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明秦始皇时期，秦朝廷中储藏着不少用玉版记录的档案材料。考古发掘也证实了玉版的存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在山西侯马晋国遗址中，出土了写有文字的玉片和石片，总数有五千多件，其中三分之一为玉质，三分之二为石质。它们的形状大多是上尖下方，最长的三十二厘米，宽近四厘米，厚将近一厘米。小型的一般长约十八厘米，宽不到二厘米，有的薄得像纸片。上面的字是用毛笔朱墨文书写的，这是我国春秋后期遗留下来的珍贵文物，是目前所见较早的朱墨文字真迹。由于上面记载的是一种盟誓，同时又出土在侯马，所以叫做“侯马盟书”。经考古学者鉴定，认为它是距今两千五百多年的晋国贵族赵鞅所主的盟约。但它只是档案，而不是正式的图书。
甲骨、钟鼎、石鼓、玉版从严格意义上说，由于不能流动、传播而不能称为正式图书，但它们确是在简牍出现前，发挥过传递和传播文化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