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虽然各国政权分立，更迭频繁，但对图书的流通和文化的传播仍有所注意。其中卓著的成绩是从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开始，中经后晋、后汉，至后周广顺三年（953年），历经四朝二十一年（932—953年）而刊成的监本《九经》。监本《九经》之刊印，不仅是儒家经典合刊的开端，而且还使后来的历代封建政权，都把确立国家标准本的任务，由过去的石经转而赋予朝廷出版的“监本”或殿本去完成。这在传播与流通文化方面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当时有些高官也都乐于从事流通传播文化的活动，如石晋宰相和凝，擅长短歌艳曲，自己写刻印行流行；后蜀宰相毋昭裔少年时代借书受辱，得意后自行出资刻印《文选》、《初学记》和《白孔六帖》，这是私人刻书之始。他们凭借权势所进行的这些活动，在增加图书流通量和扩大文化传播方面还是有贡献的。
宋朝的官家藏书与私人藏书都按一定读者范围开放流通，如官府藏书或宫廷藏书，对高级官僚开放；如工作需要，还可以供一般官员查阅资料，著名科技史家沈括在使辽时，为外交谈判作准备，曾详细查阅了有关宋辽边疆地带的历史文献。这些馆阁藏书还专门有外供书库，建立借阅制度，设置专职人员。地方州学藏书也允许外借，因为有的藏书还印有“关借官书，常加爱护”的字样。私人藏书更是广为流通，著名藏书家宋敏求藏书量大，质量高，所以喜读书的人就在宋府附近租屋居住以便借书，以致宋府附近的房价高涨一倍。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采取文化封锁，严格限制图书出口，但事实上禁而不止，因为当时辽以十倍高价收买图书，因此汉文图书大量输出，传播了汉族文明。辽也与宋采取同样的封锁政策，规定了文字出境处死刑的峻法，但也不能奏效，如辽的著名图书《龙龛手鉴》便流传在宋朝。《龙龛手鉴》原名《龙龛手镜》，辽释行均著，宋刻本因避讳改为《龙龛手鉴》。本书为使佛教徒通解经典文字而编，收入两万六千四百三十余字，注十六万三千余字，是了解佛家造字方法和当时语音词汇的重要著作。西夏收藏的汉文图书很丰富，其中多来自宋朝。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西夏曾准备用五十匹马的代价，求取宋太宗御制诗章草隶书石本和监本《九经》、《册府元龟》、《唐书》等。次年，宋赠西夏《九经》、《孟子正义》和一些医书，而谢却换书的马匹。
宋夏关系断绝，西夏转而通过金来搜求汉籍。西夏得到汉籍后，有计划地翻译为西夏文字，如《孝经》、《尔雅》、《四言杂字》和一些经子书籍都有西夏文刊本。其大规模的译书活动是组织对由宋朝赠送的《大藏经》进行西夏文的传译，共译成西夏藏经三千六百二十余卷，传播佛教文化。西夏为了更好地传播汉文字，就以汉文注为依据，自行编写汉籍的注释。同时在西夏仁宗乾祐二十一年（1190年）由骨勒茂才编成的《蕃汉合时掌中珠》作为汉夏、夏汉的对译字典，在西夏字旁注汉字读音和释义，在汉字旁注夏字对音、译语，两两对照，极便检阅，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社会历史的重要著述，对沟通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有着重要作用。
金的图书多来自辽、宋。金世宗曾在弘文院设译经所来翻译汉籍。世宗、章宗两朝传译了大量汉籍，如《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新唐书》、《唐宋著名文集》、《贞观政要》等多种，使汉文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宋金图书还可以互相流通，如宋遣使到金的礼物中就赠送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金的图书也见于宋金互市的市场上。元朝也有大量的译书活动，不仅译汉籍《通鉴》、《贞观政要》和佛经等，而且还将蒙古著作《圣武开天纪》、《太宗平金始末》等译汉；不仅以蒙译汉，而且还以畏吾儿等多种文字译书。其文种之繁、数量之多、范围之广都超越辽夏金诸朝。辽夏金元的传译汉籍和与宋的图书交流对增强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和发展中华民族统一文化都起过重要的作用。
）第四节 明清以来的流通与传播
明朝由于刻书业的兴盛，相应而起的则是图书市场的发达，许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形成书市，如北京、南京、苏州、杭州等地都有专门书市和专业人员，使图书通过商品流通的途径，供应人们的文化需求。国家藏书除政府藏书比较严格控制外，国子监和地方州县学的藏书都允许士子借阅，但不准外借。私人藏书有一部分人世袭珍藏，不轻易示人，如金华藏书家虞守愚在他的藏书楼门口牌示“楼不延客，书不借人”。著名的天一阁订立严格禁约，不许外人借阅，甚至家中妇女也不许登楼阅读。有的人虽然允许借阅，但条件极严，如祁承火業的澹生堂规定本家子孙只能在藏书室阅读，不能带回住处，亲友只能借阅副本等等。但是也有思想开放的，如江阴李鹗翀主张天下好书，当与天下读书人共之，并且对外借阅做到“朝发夕至”，使图书流通，产生传播文化的效能。
明朝的翻译西书是中外交流文化的一项重要活动。明代后期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为了传播天主教义，带到中国一些哲学和自然科学的书，不仅通过自己学习汉语进行翻译，还与中国士大夫如徐光启等人合作译书，使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如利玛窦与李之藻合译的《同文算指》是介绍欧洲笔算的第一部著作，对后来的算术有很大的影响；汤若望译行《远镜说》是传入西方光学的第一部书；艾儒略等所译《职方外记》介绍了五大洲各国的风土民情、气候、名胜等；邓玉函译《泰西人身说概》是西方人体学传入中国的开始。外国传教士先后持续近六十年的译书活动，虽然内容比较陈旧，但这是中国与西方文化融合吸收的开端，传入的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知识颇有可借鉴和参考之处。
明代的外交活动比较频繁，图书输出外国甚多。当时中国在世界上，特别是亚洲各国中，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都很为这些国家所羡慕，他们把输入图书作为汲取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而明朝朝廷则借图书输出以扩大政治影响。明朝在遣使出国时往往带去明朝历书《大统历》，给予臣服于明或明朝准备使之臣服的国家。安南、日本、爪哇都得到过这种赠书。外国使臣来访，回国时往往受赐一些书籍。如洪武二年（1369年）赐朝鲜使臣以“六经”、“四书”和《通鉴》等；永乐二年（1404年）赐暹罗（今泰国）使臣《列女传》百册。永乐五、六年（1407—1408年）曾把成祖徐后所撰《劝善》、《内训》各百册赐给日本使臣带回去。那些跟随使臣来的商人、僧侣也都赐买一些图书带回国。明朝图书的大量输出，使明朝的先进文化传向国外，对传入国社会生活和科学文化的提高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中外文化交流中值得重视的事迹。
清朝前期，市场买卖是图书流通的主要方式。私人藏书的出借和传抄，朝廷的颁赐，南三阁《四库全书》对士子的开放，对图书的流通也起了补充作用。清朝前期南北两京和苏杭二州依然是图书交易中心。其中尤以北京的琉璃厂书肆最为繁盛。琉璃厂在清初便是一个繁华集市，许多书贾要在此设摊卖书。康熙以后，迅速发展到有几十家书坊。乾隆时纂修《四库全书》，刺激了各地书商纷纷进京设肆售书。所经营的图书多是有价值的罕见本、精刊本和名人手稿；有些学者多来访求需用的图书，有的甚至在琉璃厂赁屋居住以便就近得书。如王士禛、孙星衍、黄丕烈等都在琉璃厂附近居住过。近三百年来琉璃厂成为流通图书、传播文化的中心而驰名全国。
在市场买卖以外，私人藏书家间常以互相借阅、借抄来流通图书，清初藏书家黄宗羲读完家藏的万卷书后，曾向许多著名藏书家借抄图书，借书对象有黄丕烈的千顷堂、钱谦益的绛云楼、范钦的天一阁、徐乾学的传是楼等多家。乾嘉以后，藏书家彼此有无相易，互相抄补已成一时风气。这不仅加强了图书流通，也增加了各家的藏书量。清代后期，中国社会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由于西方和日本的思想文化的传入，图书也相应输入，除了外国人进行译书外，一部分接受西方知识和思想的维新知识分子也纷纷投身于译书与介绍活动中，加速了东西方文化和中国的交流。有的私人藏书家逐渐开放藏书，甚至出现浙江绍兴古越藏书楼的公开借阅，服务社会的趋向，原有的以藏为主的藏书楼逐渐向藏用结合的图书馆模式发展。图书的流通日益通畅，文化的传播更加活跃，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