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三个部分对2008年的宏观经济紧缩提出强烈置疑。
第一，现行调控政策出台的判断基础存在重大的历史性失误。其一，经济过热才需要紧缩，而2008年中国经济不是过热，而是在连续5年高速增长后开始明显下滑。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投资、消费、出口这驱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增长率都明显低于上年；其二，在经济发展阶段上，中国经济不是80年代面临衰退的美国，而是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和80年代的韩国，正处于快速发展高峰期和经济全面崛起的发展大势之中，不能采用经济滞胀期的美国经济政策；其三，2007年以来的新一轮通胀的原因具有明显的国际外来性，一方面是国际石油涨价所致，另一方面是人民币币值长期低估带来的巨额贸易顺差引发了国际热钱的大量涌入所致，因此用紧缩银根的方法治理完全是“头痛医脚”的政策错位。
第二，目前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有明显的方向性错误。该政策不仅实行全面性的货币紧缩，而且采用行政限价和政策补贴的方式，特别是行政手段干预和限制人民币升值的方式，来解决压力日增的通货膨胀，不仅明显违背市场经济方向，而且必定会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在中国经济面临新一轮崛起之机造成对生产力的直接打击。由于方式错位，也将难以解决通胀问题。
第三，应全面而迅速地转变宏观调控方式。在宏观层面大幅提高人民币币值，取消对油价的补贴并放开价格，将石油经营向民营企业开放，并终止继续紧缩银根的做法；在中观层面以各种手段加快企业向中西部的转移，并全面推出产业升级政策，对重化工业和高新技术进行全面扶植；在微观层面则是适当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充分发挥其优胜劣汰的配置功能。
春节期间，我碰到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谈到对政府政策，特别是治理通货膨胀政策的看法，我们的分歧极大。在他看来，我是中国企业家狭隘利益的代表，缺少最基本的宏观经济常识。在我看来，他是西化经济学家错位思维的代表，缺少最起码的中国国情认识。争论之后，我很快理清了自己的思路，弄懂了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三个错位：
第一个错位是经济坐标选择的错位。我在文章中特别提到，在今天全球化潮流不可阻挡的时代，我们的竞争参照系必须是也只能是整个全球化的竞争格局；目前，中国的消费品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受到明显挑战，重化工业和高科技行业面临巨大机遇，并处在重要的转折提升和成长时期，这和70年代日本、80年代韩国的经济形势有很大的共通之处。在这样的发展时段中，扩增供给而不是限压需求，才是解决宏观失衡的人间正道。银根紧缩只能是慎之又慎的辅助性手段，不能像我们多年来那样当做家常便饭。
第二个错位是经济形势判断的错位。即文章中提到的“下滑”而非“过热”。宏观调控的“历史经验”中，因为判断失误、紧缩过头而引发“通缩”麻烦的已不乏其例，政府常常更热衷和习惯于“效率”更高的行政权力压缩手段，使中国经济不得不忍受计划经济时代权力干预的二遍苦、二茬罪。
第三个错位是经济理论依据的错位。基于前两项错位，中国多年来的宏观调控都倾向于照搬西方发达国家在其成熟发展阶段上的货币主义理论，以为这是普适于所有国家的共通理论。由于中国整个经济仍处于转型过程之中，仍处在紧迫发展时期，更应注重于中观产业政策扶植和微观企业择优支持方面。
总之，中国的宏观政策已经到了非要彻底改变不可的时候了。而这，正是众多企业翘首企盼的头等大事。宏观调控动不动就打击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发展中最有活力部分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就在我的文章发出两三个月后，中央及部委一级的研究机构开始对此次宏观调控提出严重质疑。全面紧缩变成了“一保一控”（保经济发展，控制通货膨胀），紧缩政策由此回转。随之而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彻底震醒了中国的理论家和官员层。中国的经济政策180度大转弯，从紧缩转向了积极的刺激，将企业的利益、百姓的利益、政府的利益与民族的利益贯通一体。
为了更准确地透视这一时期的政策难题，我们选了两个咨询案例，由此分析政府政策的国际接轨趋势。
浙商转型--从制造大省到衰退大势，中国需要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的扶植政策。浙商从90年代崛起，到世纪之交达到鼎盛期。2003年，我们在第一届浙商大会上预测了浙商外向型制造业的危机。五年多的实践，浙商在多方面加快转型步伐，积累了大量转型经验，进入2008年后，浙商日益重视国家政策的作用，在刺激内需、银行信贷、汇率升值、产业西移、产业升级和社会政策等方面，形成了诸多企业家共同关心的议题。
隆基泰和--从过热大浪到分化大势，中国需要和谐平衡的经济政策。2005年开始，我国房价开始飙升，中央政策为了民生，不断出台政策打压房地产，但中心城市的房价越打越高，完全脱开了工薪阶层消费的能力。2007年以来，通货膨胀的压力又伴随全球油价与粮价暴涨而不断加大，迫使中央推出更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引发了2008年的中小企业危机。这时，房价物价的民生问题与就业困难的民生问题冲突加剧，成为国家制定政策的标准天平。因此，如何运用国家的财政政策、土地政策、汇率政策、利率政策和货币政策，将公平和效率统一起来，成为企业家阶层与平民百姓都在参与讨论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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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群体：企业家与政策改变力
浙商兴起
80年代末期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的浙商被称做“温州模式”，他们以小作坊式的工业作为起点，以灵活的市场竞争能力为支撑，开始向全国进军。到了90年代中后期，第一次紧缩造成内需的不断收缩，导致以上海为中心的竞争性产品制造业全面衰退，这反而为民营为主的浙商的崛起和其制造能力的外向型扩张提供了一次巨大的机会。各地浙商纷纷聚集能力、扩大产能，走出了一条“低成本制造文化支撑下的浙商经济发展之路”。这种文化被人们概括为“个众文化”，即一个企业打开一片制造业天地后，整个周边企业从众性地跟随，形成一个地区的产业集聚效应，带来规模经济效应和专业化协作的机制，最后将这一产业群推上全国乃至全球制造业的舞台。
截至2011年5月末，浙江省共有境内外上市公司257家，累计融资227392亿元。Ａ、B股上市公司200家，其中，中小板上市公司98家，约占全国中小板600多家的1/6，紧随广东排名全国第二，创业板19家，数量居全国第三，境外上市公司57家。
2010年，浙江省生产总值为27227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361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14121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11745亿元，分别增长32%、123%和121%。
到了2003年，浙商们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广东的企业家纷纷北上学习浙商，全国展开了总结、传播浙商经验的热潮。
浙商瓶颈
就在浙商被人追捧之时，我与美国的华平基金在浙江拜访了一大批全球第一的制造企业，发现了一个很令人吃惊的现象，即当时的大多数商人满足于自己制造业大工厂的现有竞争地位，紧紧把控自己制造业现金流的钱袋，拒绝职业化，畏惧品牌化，没有上市动力，不希望外人投资，故步自封之势非常明显。
为此，在2003年的第一次浙商大会上，我们开始传播我们的价值理念。这次大会共有2500名浙商参加。
我在这次大会上全面分析了浙商面对的四大瓶颈。
第一，产业瓶颈。我们认为浙商在全球的经济分工中处在一个非常弱势的制造业低端环节，仅仅是美国的OEM工厂、日本的下游承包企业，在产业链条中没有任何谈判地位，并永远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随着未来全球资本关注中国，各国际品牌公司、流通公司都会纷纷转入中国的制造环节，来扶植新兴的企业。同时我还认为，随着沿海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也会自然上涨，因此，固守沿海地区继续从事低附加值产业链的运作，浙商迟早会碰到中国内地企业的挑战。因此浙商不提高危机意识，不进行全面的战略提升，不真正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拥有全球经济信赖的品牌能力，势将碰到严重的危机与挑战。
第二，明显的管理瓶颈。在浙商原有单纯制造能力的基础上，是可以由家族化的简单管理来支撑的。但是，一旦浙商真正确立了自己全新的战略，要向大公司大品牌提升，要走向全球，要进行技术创新，要进行管理模式创新，就一定要从家族化的管理走向职业化管理，任用大批职业化人才来提高管理的素质和水平。这是浙商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
第三，资本意识上的瓶颈。随着浙商向品牌化发展，变成真正自主创新的大公司，随着大批职业化经理人才的不断引进，资本开放化就是它的必然选择。从职业经理人的激励角度来看，所有的职业经理人都有追求长期激励的强烈冲动，希望公司上市增值。同时，职业经理人也有天然的扩张冲动，不满足于原始积累来缓慢发展。因此，职业经理人有强大的动力，要在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取得更多的发展资金，通过资本增值把浙商从地域性公司变成全国甚至全球性公司。未来走向资本开放，是浙商必然面对的一种选择。
第四，产业资源重组上的瓶颈。作为中国第一、世界第一的制造业浙商，一旦取得了大量的股市资本，就会推动企业走出原有制造业范围，向大公司更高层次的功能和能力提升，而这一提升过程就会伴随着大量的要素重组、整合。同时，伴随制造业在沿海地区的不适应，浙商一定会走出浙江，向中部城市和西部城市扩展，那么收购、兼并、重组、整合和投资，将是浙商需要学习的重要领域。
在2003年的浙商大会上，我是一个另类，被大多数参会者嘲笑和批评。但是，仅隔五年，我当时预言的很多问题，开始在浙江以至整个沿海地区全面显露。进入2007年以后，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已经从渐进性的紧缩走向了全面性的紧缩，特别是到2008年，货币从紧的政策导致宏观经济对制造业的压力全面加大：《劳动合同法》的颁布，环境污染和节能减排的压力，人民币升值导致的出口困难、银行紧缩，各种矛盾聚集到浙江的制造业，各地制造业纷纷告急。就在这时又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我国外向发展的浙江经济遭遇了极其巨大的考验。
浙商优势
2008年5月，我参加了越商大会即绍兴会议，这是政府和企业召开的全市战略研讨会。此时的绍兴经济出现40%的大幅下滑，政府已经认识到问题严重，决心加速推动整个绍兴企业全面提升和全面转型。我在会上回顾了前几年对浙商的评价和看法，分析了越商的特点，为越商提出了文化提升的战略思路。
我认为历史上的吴越文化已经包含了富甲天下的大公司底蕴，不仅范蠡弃官从商，最后变成富甲天下的大商人，而且历朝历代越商都带有工商兼容的明显特征，从染缸、酱缸中发展出既有产业基础，又有商业能力的大企业雏形。从改革开放之初的起步点和绍兴企业的现状看，越商发展了浙商很多的共性优点，聚集了纺织业、金属加工业等很多行业的制造能力。同时它的“四千文化”（走遍千山万水，吃遍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也是浙商共有的文化特质，导致这些低附加价值的制造业，能够迅速地走向全国、全世界，形成全球市场的竞争能力。
但是，越商真正的底蕴、真正的潜质还远没有发挥。一方面是谋士文化形成的越商战略思维，远远超出一般的浙商，表现在绍兴地区的企业有大量创新性的思想和紧跟世界潮流的战略提升构想，但还有待于转化为企业向大公司提升和转化的实际行为。另一方面，浙商的“四千文化”虽然推出了大批上市公司，但是伴随近年来制造业的衰退，这些上市公司都没有资本市场的优势地位。因此，越商应发挥善于交际、善于沟通、善于传播的特点，把谋士战略转化成对全社会过剩资本的关注和集聚，把浙商共有的商品经济的灵活能力，提升到越商全面打通资本市场，运用自己的战略思维和战略定位，拿到更多的资本来发展成大企业大公司方面上来。应把这个富甲天下的大公司底蕴，变成不断创新、不断开拓的创新文化。这是越商需要不断追求的最高境界。
在这样的分析基础上，我重申了当年为浙商把脉时提出的四大观点，认为越商的产业升级、管理升级、资本扩张和资源扩张四大主题，应该成为走出当前困境的战略提升点。
浙商转型
浙商除了需要战略思维与区域文化的全面提升，更需要在新形势下调整发展思路，完成企业的战略转型。从2003年至今，我们参与过八种类型的浙商转型--华立公司的收购兼并运作、贝因美的多元产品嫁接、盾安集团的职业化资本化转型、绍兴服装企业群的产业转移、富阳轮胎的技术创新、温州冠盛汽车零部件的联盟发展、三辰公司的转移投资和娃哈哈的品牌渠道扩张。
华立公司是一家制造电能表的企业，1993年产量规模跃居全国同行业首位。1993年到2000年，完成原始积累以后的华立开始在收购兼并领域大展身手，收购重庆川仪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兼并重庆电度表厂都发生在这一时期。2001年，华立先后收购“百年名企”皇家飞利浦所属美国圣荷赛CDMA移动通信部门（包括在美国达拉斯和加拿大温哥华的研发分部），飞利浦CDMA无线通信部门几乎所有的知识产权、研发设备、研究资料和研究人员，以及飞利浦半导体开发的CDMA协议软件的独家授权，从此拥有了CDMA手机的核心芯片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