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市区建成区面积只有20平方公里，2002年已发展到120平方公里；原来基础设施很落后，现在温州已经成为交通部确定的全国45个公路主枢纽城市之一，温州港成为全国25个主枢纽港之一，温州机场、温州火车站客货运量名列全国同类场站前茅，温州市成为全国第一个电话号码升八位的地级市。
80年代的温州模式
在中国经济治理整顿和紧缩的背景下，我国国有企业确实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在短缺经济时期，国有经济是利用历史传承的资源优势和品牌优势快速发展的，一旦市场发生急剧变化，国有企业相对落后的管理体制和相对僵死的运营机制，使得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问题、吃大锅饭问题、缺少动力激励等一系列矛盾暴露出来，并使它们在“急刹车”的经济环境下难以生存。与此鲜明对照，乡镇企业却如雨后春笋，长出了三种代表性的模式。
其一是苏南模式，起步于江苏省苏州、无锡一带。该模式以农副产品加工业为主，多采用乡镇及村的二级集体所有制形式，并与城市或大城市的工业及科研机构有着密切的合作联系和广泛的相互渗透。
其二是珠三角模式，发祥于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该模式借势于广东毗邻港澳的地域优势，大搞“三来一补”型与对外合资合作型企业，积极引进海外资金和技术设备，创造出外向型的乡镇企业模式。
其三是温州模式，也是最具有“草根市场”特色和最具意识形态争议的模式。这一模式在自然资源和国家投资都极为匮乏的浙江温州，以“个体市场主义”的方式默默而迅速地发展蔓延，以最不起眼的日用小商品加工为主导产业，以个体生产与家庭作坊的“十万大军”，采取“蚂蚁啃骨头”方式，以少积多，聚沙为塔，创造出华东乃至整个中国少见的由最穷变最富的奇迹。这一奇迹曾因80年代早期“打击投机倒把、枪毙经营商贩”的逆流（即“柳市镇八王事件”）而遭受重创，但最终得到平反，重新走上快速增长之轨，也因此生长出一批由作坊变巨头的顶尖企业。温州也因此一度成为全国各地人们争相踏看的一片神奇热土。
怎样看待这些乡镇企业，特别是温州模式下的乡镇企业？在当时的整个社会争议极大。很多正统思维将其毫不客气地视为“个体资本主义”的典型。而温州模式，更是被媒体称为“始终站在政治的悬崖边上”。正是顶着这样巨大的压力，1989年年初我们筹划了民营企业系列研讨会。对个体经济和乡镇民营企业发展的关注与研究，这时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为策划民营企业研讨会，我与当时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杜润生有过深入交流。探讨中我们最关心的是：目前在乡镇兴起的民营企业，与中国拥有资源强势、资金优势和人才优势的国有企业相比，到底有没有生存发展的竞争力？它们的未来前景究竟会如何？杜老对温州民营企业的看法给了我很大的触动与启发。他认为，温州区位产业条件如此差，初始资本又如此之少，但工业和乡镇企业却出人意料地高速发展，就因为他们有百折不挠的发展韧力，有生命力极强的机制活力。这让我们清醒地也极感震撼地看到一个深刻的道理：表面上物质条件悬殊差异，真正的优越却在于某些看不见的内存机制活力，那种完全市场化的体制与机制的创造力，往往会比物质条件优越更有胜出机会。
在杜老的启发下，我们联系上了温州市市委书记董朝才，他对这次研讨会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亲自参加了会议的全过程。董朝才是一个商业意识与文化素养并存的研究型官员，他对温州区域的商人文化传统很有研究，从历史起源，到表现形态，以及温州各种经济现象与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等，都有独到的见解。按他的理解，中国人自古便长于经商，有徽、晋、陕、鲁、闽、粤、宁波、洞庭、江右、龙游等十大商帮，以徽、晋两帮规模最大、实力最厚，但晚出的宁波帮在清末民初时后来居上。宁波帮有“四出营生，商旅遍于天下”的习好，其在吃苦耐劳和外向拓展方面，尤为突出。这在今天温州民企身上，表现犹有过之。--这种研究方法，至今为我做地域经济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董朝才书记不仅健谈文化，而且对温州人的商业意识、商业机会、商业体制、商业机制等都有自己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后来他担任浙江省体改委主任一职，对浙江民营企业的发展贡献很大。
温州模式的争论焦点
1989年1月，我们在去温州开会之前，在上海停留了几天，并借机与不少上海企业家探讨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现状与未来前景问题，并就三大焦点引发争论。
上海是我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制高点，工业、商业、金融业、服务业全面发展。1949年以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上海变成了中国首屈一指的工业重镇，重化工业、机械、汽车与轻纺工业门类齐全，特别是消费品类的全国性名牌企业，在上海多如牛毛，使“上海产品”成为短缺时代名牌紧俏商品的代名词。当年上海人的优越感、特权心与排外意识之强，丝毫不在开放后的广东人之下。到了80年代中后期，广东经济的崛起，浙江乡镇企业的发展，都对上海产生了巨大压力。
但是，上海企业家对温州经济的贬议，也并非全是单纯抱怨，有些分析也颇能一针见血。
第一，在经济技术层面上，上海企业家眼中的温州，是家庭作坊或小工业的聚集地，经济不规模，资源能源浪费，管理水平极低，等等。这哪里是现代工业，简直就是明清时代粗糙简陋的工业萌芽。
第二，温州作坊式的小产业之所以能打入全国市场，主要因为它有“十万销售大军”。这些销售人员都挂在国有的或集体的销售企业旗下，以各种灰色营销打通关节开辟渠道，大批个体户式的营销员在全国各地贿买国有企业的采购人员，经济发展固然很快，经济生活的风气却由此被带坏，破坏了正常合理的经济秩序。
第三，温州经济快速发展源于当地不规范的政策与优惠，政府大力扶植减免税收，加之私人业主偷逃税收，经济秩序无从谈起。基于这种认识，在上海企业家眼里，温州是个市场畸形儿，它不代表中国产业经济未来发展方向，不但国有企业不能去学，还应成为治理整顿的清理对象。
如何认识处于绝对优势的国有企业与这批灵活生存的民营企业，已成为当时中国理论界和舆论界的一大争论焦点。
温州经济的战略提升
我在会上做了主题报告，并在会后向市委市政府提交了一份重要报告，专门探索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问题。报告充分肯定了温州民营企业的机制活力和市场动力。在中国经济突然出现治理整顿、市场环境逆转之后，条件优越、一直发展良好的国有企业遇到大量市场障碍之时，温州民企能够一枝独秀、快速发展与继续扩张，它的内部机制和体制必有其合理之处。
在我们看来，温州经济的生命力有五个支点。
第一，迅速进入短缺经济的空白。在80年代，国有企业虽然占尽天时地利，但短缺时代的市场空白领域极多，国有企业视而不见，自然给民营企业留下了巨大的发展机会。
第二，全球侨资的闲散资本投入。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多年间，温州没有国家资金投入，但改革开放以后，大量海外温州侨资流入，构成中小额闲散资金的投入和融通机制。
第三，市场网络的刺激扩张机制。十万销售大军的灰色成分的确存在，但其主导方面是价格优势与灵活机制。特别是在治理整顿抑制了市场之后，国有企业的产能过剩，也在面临温州企业起步期的同样问题。渗透紧缩期市场，是所有企业必须解决的生存之道。
第四，市场能力必定会引导企业的规模扩张与产业升级。因此，作坊式的工业如果有成本优势，就能在起步期求得生存空间。伴随市场需求的扩大，作坊经济的扩产和升级势在必行。企业将从管理成本优势转化为规模成本优势。
第五，欠发达地区的政府权力支持，是温州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民营企业的发展，不仅需要税收优惠，而且需要各方面的政策扶植和法律保护。
80年代的民企生长的确是形态各异。我们全面深入研究民营企业，则是从这次系列研讨会开始。温州会议之前，我曾是一个国有企业的推崇者，一直在公有制的框架下设计国企改革方案，在为国企改革而多方尝试，试图创出一套以企业家阶层为主导的非私有化的股份制产权模式。
直到温州民营经济研讨会，我们才把治理整顿之后国有企业暴露出的体制矛盾，与紧缩大局之下市场萎缩后的民营经济活力，联系在一起一揽子研究，由此得出了许多颠覆性的研究结论，也使我本人一直以来的“国企本位立场”有了最初的转变。
此后多年，我终于变成一个民营化体制的坚决拥护者。温州报告提出之后，中国经济进入了更困难的1990年、1991年的收缩时期。到1995年、1996年我重返温州，此时距提出报告不过七八年的时间，上海国企与温州民企的彼此境况已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显示出发展命运上的天壤之别。上海的国有企业在1990年的经济紧缩以后，已处于极其困难的状态；到了1999年，上海竞争性行业中包括消费品领域的优质国有企业已全面衰退，很多历史上的名牌企业已经消亡，这也多少让我联想起6000万年前曾经不可一世的恐龙的大灭绝。反之，温州的民营企业却在第一次紧缩中就开始全面调整，到了第二次紧缩时则进行了更大范围的全面转型。紧缩和调控不但没有令其消灭，反而使其逆势生长，短短10年间发展为全球制造业基地。作坊式工业早已成为历史，灰色营销基本消失，外向型经济全面发展，侧重于出口的几个产业已成为主导产业。在后来的发展中，温州同样运用收购兼并等各种正规化方法建立大工厂、大企业的模式，沿着我们80年代末期的研究方案、90年代末期提出的方向，沿着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迅速发展，并取得明显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