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适应人类利用已有的知识和方法去改进政策制定系统，提高政策质量的需要而产生的。它的研究对象是实际的政策过程，它的目的和功能是提供政策相关知识，为政策实践服务。因此，政策科学不应是纯理论科学或基础研究，应体现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政策科学不应是学者们书斋里的学问，而应在学者和政府官员之间架起相互沟通的桥梁。这是政策科学最显著的特征。
政策科学诞生以来的历史表明，它在执政党或国家的各项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的实践活动中已经并将继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使用价值。
3.政策科学是描述性和规范性相统一的学科
事实与价值的分离或追求价值中立性曾在相当长时间内被当作包括政策科学在内的经验科学的目标，这实际上是实证主义不切实际的幻想。政策科学明确地以价值为取向。政策科学可以说是对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而选择则以价值标准为基础和导向的。因此，它不仅要关心事实，更要关心价值和行动；它不仅是描述的，而且也是规范的。说它是描述的，是因为它要通过现实政策过程的分析，研究公共政策的本质和规律；说它是规范的是因为它同时重视价值取向和价值评价，它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创造和批评有关的公共政策的价值主张，或推荐应该采取的行动过程。
这些选择和推荐往往涉及在效率、公平、财富、正义、自由、安全等价值取向中作出取舍。选择哪一个价值取向，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判断问题。因此，公共政策价值观在政策科学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4.政策科学是软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所谓的软科学是指那些以阐明现代社会复杂的课题为目的，应用各种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包括人和社会在内的广泛对象进行跨学科研究的知识领域。从本世纪初开始尤其是二战结束以后，出现了一系列新兴软科学学科，包括人工智能、战略研究、系统分析、未来研究、科学学、决策学、领导科学等。政策科学己成为软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甚至可以说是当代软科学的核心。
因为公共政策影响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政策科学渗透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教、文化等各个领域，它研究着社会生活现状，规划着社会发展前景，决定着人类社会命运。
由于对政策科学的理解及研究方向不同，每个研究者对政策科学的研究内容的归纳也有所不同。比如美国学者克朗根据德洛尔的思想提出政策科学研究的五大范畴：政策战略、政策分析、政策制定系统的改进、政策评估、政策科学的进展。
我国厦门大学陈振明在其《政策科学》中根据系统发生方法，将政策科学的理论体系概括为五大部分：政策科学绪论；政策的内容与实质；政策系统；政策过程；政策研究方法论。
根据我们的理解，政策科学的总体框架应由如下部分构成。
1.公共政策与政策科学
这部分具有导论的性质，是整个政策科学的基石和逻辑起点。内容包括公共政策的含义和本质、公共政策的特征和功能，尤其要结合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过程和在新世纪的深化完善，突出政策功能的转变，政策功能的特点及其发挥。对于政策科学的研究要从政策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中把握政策科学的性质和学科地位，尤其要总结政策科学最近20年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中国化的进程，研究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政策科学。
2.政策系统与公共决策体制
这是一切政策行为的活动平台，它制约着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和原则，制约着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监控、评价、终结过程，理应成为政策科学尤其是改革中的中国政策科学研究的重点。
政策系统主要是研究政策活动的构成要素及其联系方式、政策自身的分类构成。运行公共决策体制则研究政策系统的运行方向、方式、基本原则等。中国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政策系统及其公共决策体制的改革，即从计划经济下的决策体制向市场经济的决策体制转换。政策系统和决策体制的改革研究是本书的重点和特色。
3.政策过程
从目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来看，政策过程都是政策科学的主要内容。它包括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价和监控、终结诸环节。对于政策过程的研究要注意中国的政策过程的特殊性，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政策过程中的新问题。
4.政策分析及其方法研究
政策分析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政策分析和政策科学同义。北京大学陈庆云的《公共政策分析》一书就从广义角度将政策科学的主要内容都纳入政策分析之中。狭义的政策分析主要是研究政策分析方法，包括方法论原则、主要分析方法和分析模型等方面。政策分析及其方法是政策科学理论的延伸，是一般理论和具体政策相联系的中介。
5.具体政策的实证分析
政策科学作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者和官员相沟通的桥梁，只有对具体政策进行实证分析，才能完成政策科学体系从抽象到具体的行程。虽然从认识过程来说，政策科学理论来源于具体政策实践；但从理论体系的思维形成而言，则应从抽象到具体。
政策科学缺少这部分内容，体系就没有完成，结构也不完整。根据中国在新世纪的政策走向，我们认为具体政策分析的内容要包括：产业政策和经济结构调整、区域发展政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经济全球化和外经贸政策、宏观调控和财税金融政策、分配和社会保障政策、科技政策、人力资源政策、信息政策、可持续发展政策、国家安全政策等。
三、政策科学的中国化探讨
从历史上来说，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泱泱大国，在政策思想领域，也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公共政策理论素材，但现代政策科学却创立于西方。我国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接触和引进现代政策科学。
1986年，万里在全国软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做了《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报告，明确提出要做“政策研究”这一重大课题，促使我国的政策科学研究逐步走上正轨。经过15年的探索，我国的政策科学研究从无到有、逐步成长。首先，政策科学理论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一批国家或省级政策科学研究项目相继完成，大量的专著、译著和论文问世；在西方政策科学理论的引进、评介、吸收，中国政策科学理论专题研究、实际政策经验的总结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学术交流日趋活跃，一批国外著名政策科学家先后来华讲学，全国性的政策科学研讨会已举行多届。其次，政策科学的学科建设也初具规模。在学术团体方面，已成立了两个全国性的政策科学学会或研究会，即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1992年）和中国政策科学学会（1994年）；一些省市也成立了政策科学学会。再次，在教育培训方面，许多党校、高校相继开设政策科学方面的单科或系列课程，一些著名大学已开始了政策分析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教育。第四，在应用方面，政策科学及政策分析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开始被应用到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重大政策，、方针的决策和重大工程项目的论证之中，在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五，民间的政策研究组织、思想库或智囊团开始发育并发挥作用。
我们认为，政策科学的中国化，即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策科学首先必须解决几个基本问题：
其一，理论基础问题。西方现代政策科学源自于美国和西欧，其理论深受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包括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公共选择理论等。这些理论当然有它的可取之处。但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中国的政策科学当然也应以马克思主义为其理论基础。目前国内的政策科学论著虽然力图强调这一点，比如有的政策科学教科书，采用了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政策思想，但基本上是他们政策思想的罗列，并没有将其贯穿到政策理论的实质内容中去。一进入到政策科学的理论体系，包括政策系统、决策体制、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监控等，基本上还是总结性地介绍现代西方的决策科学内容。因此要真正做到以马克思主义政策理论为指导，对西方政策科学进行改造和重构，还需要一番长期功夫。
其二，政策系统及运行体制问题。政策系统及其构成和政策系统运行及其基本原则，是在公共政策方面一个国家区别于另一个国家的根本所在。我们讲政策科学的中国化就是要立足于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发展，探讨总结展望中国政策系统及其运行体制的特点及其变化规律。
比如在政策系统及其结构方面，中国和美欧有着根本的区别。美国是总统、国会、法院三权分立，利益团体数目庞大，影响也较大。但中国不同，中国各级政权虽有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等，但它们不是平行的，中国共产党具领导地位，绝大部分公共政策都是首先由党的领导机关提出，然后交由人大审议、与政协协商、由政府执行。中国虽有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但它们的数目比美国少得多，共产党和它们的关系不是分权关系、竞争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利益团体、群众组织的影响就必然要小得多、弱得多。
再如，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美国属于联邦体制，各州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有着公共政策的制定权，甚至各州的法律也不相同。而我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加之“大一统”的思想源远流长，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权基本集中在中央，地方政府包括立法机关基本上是政策的执行者。虽然我们也有地方自治，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例外），但自治的范围很小；虽然我们也提倡各地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但并没有政策的制定权，实际上要求的是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政策。
又如，在公共政策的决策模式上，美国的政府架构三权分立，鼓励社会多元化和各种经济、社会力量的公平竞争，利益团体每年花费巨额钱财，在白宫和国会内进行游说，使政府和国会制定出对他们本行业、本团体有利的政策。美国政府的政策制定取决于利益集团的压力，利益团体的争论、谈判、妥协和竞争是政府制定政策时的主要依据。这称之为“团体决策模式”。相反，中国采用的是“机构决策模式”，也即公共政策由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协商、谈判、妥协而产生。
中国政策体制的特点还可以总结出一些，这将在后面做专门分析。
政策科学的中国化必须从这些特点出发，形成符合中国现实和未来，适应中国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理论体系。这样的政策科学才能体现本学科的特征，即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学者和官员相结合。
其三，继承、借鉴和创新问题。这是政策科学中国化的基本方法。虽然现代政策科学产生于西方，但并非中国就没有政策思想和政策研究，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政策，留下大量的治国安邦方略，到现在还被人们称为政策大国。在几千年中国文明的思想宝库中，政策思想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的教科书将我国古代的政策思想归纳为：（1）“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政策前提；（2）以民为本、政在得民的仁政德治原则；（3）“惠民”、“养民”、“富民”的政策传统；（4）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5）“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政策倾向；（6）无为而治的政策构想。同时，历代都有大量的谋略谋术的人物和事迹记载。古代的谋略谋术可以说是现代政策研究的先导，谋士则是古代的政策研究者。
诸子百家尤其是孔子、荀子、韩非子的著作可以说是最早的政策理论，《孙子兵法》不仅是兵书，而且还是“国策”，《史记》、《资治通鉴》等不朽名著记载了许多政策研究的真知灼见，明朝冯梦龙的笔记文学作品《智囊》记录了从先秦到明代惊心动魄的政策案例凡1238例。这些虽然还构不成中国的政策理论体系，更谈不上现代政策科学，而且还是鱼龙混杂、精芜杂见，但是我国现实的政策运行却屡屡显现这些历史的文化积淀。中国的政策研究理所当然要对从孔子到孙中山的这些政策思想进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批判继承。
然而，现代政策科学毕竟起源于西方，它是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产物。中国要走向现代化，靠自己的老祖宗的政策思想是不管用的。大胆借鉴吸收包括现代政策科学在内的科学理论、方法、技术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个道理现已被国人所共识。尤其是在促进中国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提高各级政府及官员的现代政策素质和决策水平方面，我们离不开现代政策科学。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引进西方先进的公共政策理论，而是如何使这些理论本土化，并迅速而有效地普及这些先进的公共政策理论，使得各级掌握实权的政府领导能够学习、掌握并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把这些理论运用到各级政府决策的实践中去。
立足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现实，以21世纪中国的发展为目标，将中国的政策理论传统和现代西方政策科学融会贯通，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政策科学，就是真正对中国的公共政策有实践意义的政策科学，就是政策科学的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