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研究生培养过程放在阳光下
我们的研究生尤其是博士好混是有名的，不管阿猫阿狗，只要进了门就不愁出门。读研，真正的竞争实际上只有入学这一关，而对于博士研究生而言，这一关键性的关卡，事实上是变成了如何通过外语考试和赢得导师垂青。也正是因为如此，研究生招生的腐败问题才如此地被人关注，当然，这里面也的确越来越多地充斥了贿赂和交易。
实际上，研究生教育的公正，关键在于培养过程特别是出口是否严格。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界研究生的培养过程，离严格还差得很远。虽然各个学校的研究生院采取了某些改革措施，比如按比例抽取论文匿名评审，比如不是由导师，而是由研究生院组织答辩等，这些措施虽然不能说没有效果，但并不能根本改变这种出口过宽的状况。因为在同一个区域内（如果全国甚至世界范围找人评，成本太高），符合评审条件的同行就那么多，大家早就是故识，而且彼此之间的学生早晚都要相互评的，你今天毙了别人的学生，明天说不定你学生的命运也会落到别人手里，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断不会轻易动杀机。实际上，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主要是靠自己学校来掌握，不可能期待别人为你把关。
严格首先要严肃。现在我们的研究生培养过程，实在是太随意了。以我自己所在专业为例，博士生综合考试，即国外的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考这样两个问题，一是问你一个跟你想要研究的题目有关的问题，其二则是让你谈一下入学以来的体会。显然，面对这样的考题，考生基本上是不用准备的。其次，严格是要讲点儿学术性。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长期以来一直都没有统一的规范和准则。总是有人以意识形态上正确来遮掩自己学术上的随意和武断，甚至以这种武断来评判他人，以学界法官自居。不少学术刊物，不仅有定时的宣传任务，而且还必须留出一定的版面，发表那些一开口就指导别人应该怎么做的文章。事实上，我们的学术和政治宣传一直是搅在一起的难兄难弟。学界如此，自然，我们的研究生培养，也就难以免俗。在我们的研究生论文，尤其是博士论文中，时不时地会出现某些理应出现在《人民日报》社论上的题目，比如经济学的论文有“如何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政治学的论文有“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国际政治的则有“如何防止某国对我国的和平演变”等，不一而足。
造成这种不严格的培养过程，原因有很多，但至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过程不公开，基本上属于暗箱操作。比较而言，研究生的招生，由于考生以及家长的关注，算是公开多了。每年告到教育部的研招案子不知凡几，近来，我们的网上，有关研究生招生的揭底和讨论也大有年甚一年之势。以我所在的学校和专业为例，过去博士生的培养过程，综合考试和开题报告，就是几个博士生导师说了算，其中资格最老的导师更是一言九鼎，说过就过，别人根本别想置喙。后来我们成立导师组，把本专业所有的教师都放进来，培养过程让大家参与，讨论投票通过或者不通过，由于非导师的教师没有导师之间那种互相牵制的利害关系，即我如果毙了你的学生，那么就会担心你毙了我的，说话就很胆大，而且大家都竞相比着拿学术来说事，规范、标准，问题意识等都出来了。我这时候才明白，其实经过开放以来这么多年的熏陶，大学里的人们至少对于什么是学术其实是清楚的，以前是因为没有机会公开说，大家都在私下里嘀咕。事实上，不仅教师，就是学生对于什么是学术，老师中哪个是做学问的，哪个做得好，也是十分清楚的。像孙立平先生说的那样，在一个系随便问十个学生，肯定知道这个系教师中谁学问最好。那些安心混的学生，其实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好，只不过如果能偷懒混过去，当然就会偷懒。所以，在这种近乎公开化的“过关”过程中，不仅被“枪毙”的学生的导师没有话说，就是学生本人，也基本上是口服心服。
人文社会科学界长期以来缺乏学术共识，规范标准混乱，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学术不公开，总有那么些人有意拉着大旗，遮蔽着阳光，使学术讨论有名无实，让南郭先生得以混迹于学界，甚至攀爬上去，当上学官，以学界意识形态看门人自居，从此自定规则，自做法官，弄得整个学界乌烟瘴气。只要把学术放在阳光下，大家充分讨论，南郭先生就混不下去，先生混不下去，学生自然也就混不下去。
北大菜市场和清华写字楼
北大近来很神气，据说在《泰晤士报》的大学排行榜上，名次很是靠前，已经超过了东京大学。不过，北大的学生却有一点儿小小的不愉快，因为他们美丽的校园里，不时地传出叫卖声，而且未名湖畔，每到休息日，就挤满了各式各样的轿车，北大的情侣们，如果不赶早的话，已经无法在湖边找到谈情说爱的所在。用北大学生的话来说就是，三角地成了菜市场，未名湖成了中关村人民公园。奇怪的是，大家都知道，北大校园是有围墙而且有保安的，有的时候，北大的学生出入，还会遭到盘查，那么，那些卖的红薯和那些不卖的轿车，是怎么进来的呢？
红薯进校园是要有点儿关系，只要在校卫队或者后勤部门认识个把人就行，而轿车就更方便，只要车足够好，大抵可以长驱直入，如果肯给面子在大门口站一站，多半是问路：“光华怎么走？”或者“网球场在哪儿？”凡是在这种时候，门卫一般都受宠若惊地跑前跑后，详加指点。如果正好赶上旁边有位没带学生证而被拦在门外的学生，大抵是要怒火万丈的，不过时间长了，学生们说他们早就不生气了，碰上这种事，他们一般是笑。
北大的神气，其实比不过清华，都说是大清帝国北大荒，北大荒不荒，事态并不明朗，但大清帝国却是真实的存在．而且发展壮大。作为教书匠，如果有幸到清华同行们的办公室转转，多半是要受刺激的，相比之下，我们活脱脱是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其实这不过是清华的小菜，到了清华的西门一带，才知道大清帝国的确是大，那里大半的地皮，是最近几年清华吃进来的，包括一条马路。这里，一座座顶级豪华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巨大的钛金属结构和有色玻璃晃花了路人的眼睛，一问，都是商用写字楼。看来，同样是铜臭熏天，北大只能将校园对商人开放，而且杂芜其类，连小商小贩都混将进来，清华却粗手大笔，一上来就是招商引资的大动作，豪华的写字楼，再配上清华的金字招牌（有这个招牌就会让人以为是高科技，凡在清华园开的买卖，都让人会有此联想），非巨商大贾不能问津。
世界上许多大学都花商人韵银子，有的大学甚至就是商人兴办的，但是，出了钱的商人，除了在自己捐赠的大楼上留下名字之外，好像没有听说有谁能在大学里横冲直撞，更不消说出头露面了。即使这些人出现在自己花了大钱的学校里，人们也不会多看他们一眼，除非他们本人是歌星或者影星。如果中国的大学是座金字塔的话，北大和清华，就是金字塔顶尖的两颗明珠，新中国成立后，任何时代，两校的声望都是别的学校不能望其项背的，在今天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大跃进中，更是获得了政府的大量资助，从此把其他学校彻底打入二流的境地，彻底消除了它们希冀取而代之的妄想。然而，我们在这两个明珠校园里所看到的，却不是对学问的尊敬，而是对阿堵物的礼拜，在经过了十亿人民九亿商的热潮之后，中国大学的重商时代终于到来了。外面的人比较刻薄，他们称我们的学校为“学店”。
不过，我们的学店都是官商，做的都是没有本钱的买卖。清华把公共马路收进了校园，大概不会问问当地的老百姓同意与否，学校的地皮用来盖写字楼，是否符合这块地皮原本的用途，大概老百姓也不会知道。得来这些寸土寸金的地皮，付费了没有，所付是否所值，谁也不知道。那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交了高额学费在两校读书的学子们，当然更没有权力过问这些地皮的用途，就跟他们不知道学校为什么把最好的设备和教授、都用来办各种名目的大款班一样，尽管这样做，肯定会挤占本该由这些学生享用的教学资源。
在今天的社会，教授的地位似乎比从前高了一点儿，但真正受尊敬的只是那些有钱的同僚，那些显学的教授最吃香，一动口，一出手，就财源滚滚，其他人自然也不甘落后，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在北京的高校里，教师有兼职的有多少？自己办公司的有多少？数也数不清。最冷清的文史哲专业，除了拼命跟旅游、跟宗教挂钩之外，现在也开始办大款班，大概是要教给大款们怎样用国学捞钱。
眼下，教授们的操守越来越遭到置疑，做文抄公的人日见其多，名头日见其大，教授生活上不检点的事情曝光的也不少。有些人很是愤愤，说是败坏了教师的形象，有辱斯文，其实，如果大家把学校当学店，把教授视同商人，那么就不会大惊小怪了。我们的商人，早就这么做过了，而且做的比教授更加出色，否则，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怎么会这么严重。
没有文化的大学教授
外面来的政要到著名的大学作演讲，在现代社会，是普通的事情。中国的几所顶尖大学，也是总有这样的热闹，不惟学校的学子莫名兴奋，有的时候连社会上不相干的人，也一并跟着竖起耳朵，瞪大眼睛。一般来说，这种事情本是相互贴金，宾主同乐的好事，客人不至于上门说坏话，主人也断不会让客人下不了台，最后皆大欢喜，上演大结局。可是，前一段来自台湾的几位贵宾的造访，却惹出了一点儿不大不小的尴尬，面对台湾客人的礼物，我们的校长和教授，不大不小地出了一点儿纰漏，不是不认识字，就是说错了话。尽管事后有人拼命地弥缝，但在众目睽睽之下，面子其实是挽不回来了。北大的校长虽然没有出错，但在客人不带讲稿，妙语连珠的演讲比照下，好像也没占什么便宜。
当然，我们可以辩解说，我们的几位校长教授，没有一个是人文学科出身的，出点儿纰漏很正常。可是，来访的几位客人也没有学人文出身的，为什么人家就不出错呢？其实，用不着掖着藏着，我们的大学教授只有专业素养，缺乏文化素养，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自然科学的教授不必说了，除了少数人之外，能把中国话写通了已经很不错了。很多教授家里，除了点儿专业杂志之外，基本见不到“闲书”，对于他们来说．中国文化的概念，似乎只有小学、中学学的那点儿残留的知识。至于外国文化，也许好一点儿，但估计也就是出国听到和看到的那点儿东西。人文社会科学的教授情况似乎更糟，如果说，自然科学的教授像匠人的话，那么人文社会科学的教授就像是手艺不太精、或者没有什么手艺的匠人。也就是说，在专业素养远远赶不上自然科学学者的同时，文化素养也不见得好。我们的社会科学译著普遍地生硬，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这一代学人（主要是教授们）的文字功底太薄所致，西学不能亨，中学又不通，只好生搬硬造，强人就我，甚至把原来很生动流畅的文章也译得磕磕绊绊，令人读了难受而后已。至于在研究中用各种玄妙的术语把文章弄得深不可测，用意固然是想借此吓唬编辑和读者，但另一方面不过是掩饰自己文字无能的招数。文史哲专业的教授，按道理应该有文化素质，可是，他们的情况也不怎么样，学历史的，治宋史的不知道唐史，学清史的不了解明史，不光不了解，有时候连上段下段历史的ABC都不甚了了。专业尚且如此，如果让他们弄弄文，则更谈不上，不仅谈不上，如果有圈内的人写点儿随笔散文，大家还会嘲笑他不务正业。正因为如此，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学作品只好让文学家包办，结果办的无论什么东西都像戏说。我们弄文学的教授，多数既不会作诗（律诗），也不会填词，甚至连日本和韩国的同行都不如，更不用说跟台湾的同行比了。难怪台湾学者这样嘲笑我们的学者，说我们去中国化比陈水扁还要厉害。
当然，这种状况并不赖我们，我们这一代学人，无论大小，其实只受过两种教育，一是专业，二是政治。李申科的幽灵依然在控制着我们：苏维埃制度下没有人，只有一些蛋白质，我们按照社会主义的需要，将他们培养成工程师、医生、拖拉机手……。从本科读到博士研究生，我们只在一小块土地上挖土，对于周边的土地，看一眼都觉得是罪过。我们不知道，其实一些基本的中外经典，是无论哪个专业都需要读的。严格说来，人家没有，我们自己也没有把自己当做人来培养。
不过，我们又必须为这种状况负责。现在学界的中坚，基本上已经四五十岁，通才教育，也已经嚷了二十年。林肯说过，人过四十就应该对自己的相貌负责。如果此话当真，我们至少应该为自己的学识负责。为什么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们的文化素养依然阙如？为什么一到跟外面的学者交际的时候，我们的教授往往谈吐粗俗，语言干瘪，唯一的擅长是讲黄段子，连比较精彩的黄段子也不是教授们制造的！
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高等教育，曾经培养出一批大师级的人物，而今天的高等教育，条件不知道比当年好了多少倍，却连个大师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当今作为学术中坚的一代人，应该反省了。
记得晚明的张岱讲过一个士子由于没有学问，在夜航船上被和尚看不起的故事——没学问的士子，满嘴胡说，惹得和尚要伸伸脚，放肆一点儿躺着。所以，张岱告诫学人，千万不要让和尚随便伸脚。今天，即使是为了不让台湾的政客看不起，我们也应该给自己补补课——勿令政客伸脚！拜托！
大学校长的素质
前些天，有媒体的朋友让我谈谈大学校长的素质。当时我顺嘴说了几句，不想后来真的见了报，有教育台的记者扛着机子来访，非要我再说几句。在采访中，我们谈到了过去的大学校长，蔡元培、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胡适等，也谈了现在的大学校长。我始终强调这样一点：虽然都是大学校长，过去和现在之间其实没有可比性。过去的大学是个教育自治体，现今的大学不过是官僚大机器中的比较专门化的小机器，既没有自己的动力体系，产出也受到大机器的严格制约。在大学做校长，实质上在做官，做得好也不过是个好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