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到了这个份儿上，载贝子什么事也没有了。于是，御史赵启霖反倒丢了官。可是，这事动静忒大，即使把事抹平了，人言却抹不平，舆论反了天。段芝贵的封疆大吏只好暂时不做了，而载贝子赔了美人，官也折了。好在，庆亲王奕勖圣眷犹在，地位仍在，因此，泼天的富贵也在。几年后，满人亲贵全面当家，大举收权，载贝子又重新出山，可惜，满人的江山此时已经到了头，载贝子只好到天津租界做寓公去也。
当统治集团最可靠的自己人，最大的爱好只剩下货与色的时候，这种货色的权贵，可靠固然还可靠，但实际上却已经成了自己江山的掘墓人。
香山·珠海·唐绍仪
珠海是座新城，满眼望去，楼是新的，路是新的，连街上的行人，大多也是近几年才来的，操着南腔北调的普通话，我这个北面来的游客，无论打什么交道，一点儿都不费力。这个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特区城市，说起来跟深圳一样，属于一个平地拔起的现代化都市，到珠海，人说有三大“玩点”——海岛、温泉、高尔夫。洋得一塌糊涂。然而，珠海其实跟深圳并不一样，深圳仅仅是个跟香港接壤的小小渔村，最古遗迹，无非是座所城，明代等级最低的军事建制，没出过什么人，在近代的历史上，也没有什么事好说，但是，珠海不一样，这里，由于明代一个偶然的机会，葡萄牙人在澳门登了陆，而天高皇帝远的广东一隅，官员们也懒得将这些红毛夷人费神费事赶出去，而中央政府也不打算认真对付，于是，西方人在古老的大陆有了块落脚地。凡是来中国的洋人，无论商人还是传教士，都要先到这里来落脚，而周围的农民，有幸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人最早接触洋人的人。于是，时间一长，跟澳门相接的今天叫珠海这块土地，出现了很多奇迹，见证中国走入现代的最初的奇迹。
早就知道，珠海是唐绍仪的老家，在珠海，他有座很有名的园子。因此，到珠海，我最想看的，是跟唐绍仪有关的东西。就这样，我被珠海新结识的朋友李更，带到了共乐园，一个当年唐绍仪据说花了40万两银子建起来的私家园林。就这样，我见识了珠海被挤在角落里的“旧”。
共乐园很大，里面有山，山不高，但起起伏伏，到处都是小径，随你乱走，那天是星期天，但是园子里根本没有人，静得吓人，硕大的芭蕉树叶子，直直地横在小径上，居然一点儿踩过的痕迹都没有。共乐园里，当年的痕迹已经不多了，只有一个汪精卫题字的门柱，还算完整，再就是一些断石残片。朋友告诉我，这个园子，在“文革”中遭到很大的破坏，但不知为何单单留下汪精卫的墨迹，看来多半是因为前来造反的人不知情，因为柱子上的题款早在汪精卫出事那年就被磨掉了。园子里的建筑，只剩下一个很小的三层小楼，名叫观星阁。小楼修得糙，格局很小，楼梯仅容一人上下，阁顶有圆台，小而窄，台不高，周围又尽是高大的榕树，所以没有什么视野，只能看天，一线天而已，名日观星，倒也合适。
珠海核心区域，原来属香山县，共乐园所在，是香山县的一个小村庄唐家湾。这个小村，大概是珠海老建筑保存最多的地方之一，弯弯窄窄的小巷，两边不时见有斑驳的老墙和廊柱，多为晚晴和民国的建筑，很有点儿中西合璧的味道。这些建筑的原主人，多为当年出去混世界发迹之辈，属于中国第一批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勇敢者。小小的唐家湾，一条不过五百米长的小巷子，居然出了中国近代史上若干个顶级名人。右大买办，开平矿务局的创办人，也是中国最早的机器采矿企业的创办人唐廷枢，有清华第一任校长唐国安，当然，最有名的，当属园子的主人唐绍仪。
不用说，明朝中叶葡萄牙人来到澳门并且赖下来不走，给紧挨着澳门的香山人一个开眼的机会，和近距离接触洋人的机会，这样的机会，在中国独一无二，那时的香港，还属于没开化的小渔村。香山人几百年耳濡目染地跟洋人厮混下来，自己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这个小地方的人不惟见怪不怪，而且胆子大得出奇，在那个大家都视洋人为怪物的年代，出了一批敢跟洋人打交道的人。有些至今说起来名声还不错——留学生，有些说起来似乎不大好听——买办。其实在当时，两者之间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当时的买办，其实是中国第一代现代企业家，他们不仅自己办厂，而且对早期的洋务企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徐润、郑观应、唐廷枢这样的洋务大老，最早的民族资本家陈启源，华侨商人娶了夏威夷公主的陈芳，都是香山人。
唐绍仪就是留学生，由他的香山同乡容闳发起的留美幼童计划，由于长江和黄河流域基本上没有人参与，最后大部分便宜了香山人，据说这还是帮助计划实施的香山籍买办徐润动员的结果，其中后来著名的工程师詹天佑，就是跟徐润一起的一个买办，以把女儿嫁给詹家而且不要嫁妆的代价，才说动了詹天佑的父亲。其实，发起计划的容闳，也是早年家境贫寒，到澳门谋生，得以被传教士看上，被带到美国受教育，拿到了耶鲁大学的学位，如果他不生在香山，一切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至少，这个留美幼童计划，也许就不会出台。
留美幼童最后半途而废，因为朝廷里脑袋冬烘之辈太多，太挑剔，又太警惕，担心幼童们的精神被和平演变掉，于是踩了急刹车。此时曾国藩已死，接任的洋务派大老李鸿章太油滑，不肯担责任，结果这个比日本人留洋计划还早的工程，半途而废。唐绍仪虽然考入名校哥伦比亚大学，但没有学完就回了国。尽管按道理讲，对于当时中国而言，留学生本该金贵得像钻石才对，但当时回国的留美幼童，却只能从基层做起，还处处招白眼，很多人都直接派到军舰上做水手，唐绍仪奋斗了若干年后，才混到驻朝鲜的商务机构，做临时负责人。在这里，唐绍仪碰到了袁世凯。唐绍仪给袁世凯最深的印象，不是他的娴熟的英语，而是他的责任心和胆量。在朝鲜壬午事变中，办事处的人跑得精光，唐绍仪一个人持枪立于门首，硬是把乱兵镇得不敢进门。从他留下若干文质彬彬的照片上，还真看不出他居然还有这样生猛过。从此而后，唐绍仪成了袁世凯夹袋中的英才，随着袁世凯的步步高升，他也步步高升（当然，是凭着自己的真本事）。辛亥革命爆发，主持南北会谈，将清王朝谈得归了天，接下来唐绍仪成了南北都能接受的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可惜，那个年月，大家都不知道共和国的官该怎么做，唐绍仪三个月就跟做总统的袁世凯闹翻，不告而别，玩起了失踪。这都是留学的玩意儿惹的祸。民国的总理老想着制度和规则，但大总统却对民主制度一脑袋浆糊，只想着权术和彼此的交情。
唐绍仪在近代史上，属于热度比较高的人，公认属于善于把两边对立的人焊接在一起。他做的最大的事，是主持过两次南北谈判，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期间，他代表清政府（实际是袁世凯）跟南方孙中山的临时政府谈，谈的结果，中国变成了民国。第二次是在他撂挑子之后，再次半受拥戴、半自家热心地出山。从1918年到1919年，担任南北和谈南方的总代表，这次是代表孙中山和西南军阀，跟袁世凯的旧部打交道。总代表的四方大印，现在还保留在珠海博物馆里，看来当年没少用印，到今天，印的颜色还很红。只是，艰难的谈判，没有阻止军阀们南北厮杀，甚至连南方代表团的经费都是唐绍仪自己垫付的，一年下来，花掉不少银子，可是到最后，南方军政府也没有给热心过度的唐老先生报销这笔烂账。 再后来，唐绍仪做了家乡的县长。在百里的小县，继续发光发热，干得相当起劲儿。可是，名声太大，动静太大，惹得南天王陈济棠不高兴，策动县里的大兵，借闹饷为由，把他轰走。唐绍仪的晚景，没有在共东园度过，这是他的大不幸，他到了上海，一直待到抗战时期上海沦陷。最后，在孤岛上，他被戴笠的特务，误为有投敌嫌疑杀掉了。
唐绍仪建共乐园，虽是私家园林，却对社会开放，谁来都行，不收一文，共乐嘛，自撰一联云：“开门任便来宾客，看竹何须问主人。”可是，当我们进园子的时候，却发现这园子还是收费的，每人10元，虽然这联，还挂在园子的门上。
下跪，关乎观念，也关乎利益
中国人比较喜欢下跪。只要仪式需要，情感需要，都可以坦然双膝跪倒，忽的一下，矮了半截。小时候看石印的毛宗岗父子版的《三国演义》，说到刘备东吴招亲，先跪吴国太，再跪新婚夫人。跪来跪去，拐了孙权的妹子逃走，让碧眼儿赔了夫人又折兵。金圣叹评日：先跪丈母，再跪夫人，今日丈夫多此类伎俩。真实情景，刘备是娶了孙权的妹妹，但肯定不会如此不堪，但小说却非要这样演义不可，否则，男人们不喜欢看。
下跪不是男人的专利，但在过去的中国，男人却比女人跪的机会多。出来抛头露面，多半是要跪的。见长辈要跪，见官要跪，有求于人要跪，碰上投机的，拜把子结义也要跪。当然，回到家，如果怕老婆，没人处，对老婆或者小老婆也要下跪的。怕老婆的故事，是民间笑话中的永恒主题。无论外面的世界多么讲究父权、夫权、三纲五常，乡里社会永远都在欣赏男人跪女人，跪的花样翻新。连一些民间公认的英雄也要委屈一下，比如上面讲的刘备，还比如杨家将的故事，杨老令公跪过佘太君，杨宗保跪过穆桂英。欧洲人下跪比我们稍微打了点儿折扣，官面上，见了国王，也不过跪一条腿。但是，看他们当年的版画，怕老婆的男人，也是给夫人双膝跪倒。中西文化有差异．但怕老婆的光景，却都差不多。
下跪这种仪式，到底是谁发明的呢？这事还真难考证。反正无论什么人种，差不多都跪。某些高级哺乳类动物，等级低者向等级高的表示臣服，也是把身躯低下来，匍匐在地。讨好异性，也是躯体性谄媚。人是站立行走的，弯着腰，不如干脆双膝跪倒，于是有了下跪的仪式。我想，这样猜测有点儿道理。所以，古代有人论证人长了双膝，就是为了下跪的，其实也不能说一点儿根据没有。下跪，就是臣服或者是讨好异性的仪式。这个仪式，有动物的本能在里面。
人是能创造文化的动物。很顺理成章的，就把下跪变成了政治仪式。不仅要跪，而且要跪的规规矩矩，轰轰烈烈。于是，祭祀仪式要跪，见面仪式要跪，上朝仪式更要跪。等级社会，不跪，用什么行为来展示等级尊卑呢？时间一长，下跪又跟某些政治理念挂上了勾，比如天下观，朝贡结构。理论上讲，中国人认为自己所在的地方，是天下中心，自己的王朝，也是天下共主。因此，只能万邦来朝。不朝也没关系，但来了就得朝。接待外国使节，没有外交部，而是礼部。无论你是谁，从哪儿来，见了中国皇帝，都得按中国的礼仪，双膝跪倒。
原本，西方人跟中国是不搭界的，来往非常稀少。但是，地理大发现后，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到处走。看见弱的就欺负，看见强的就跟人做交易。西方的近代不是我们的近代，要早很多，人家开始第一波手工业革命的时候，我们还在睡觉。最早来中国的西方人，如果非得跟中国的中央政府打交道，比较麻烦的事，是礼仪问题。无论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人，见自己的国王或者首领，都是不跪的。可是，在中国见皇帝，却非跪不可。因此，在英国皇家使者马噶尔尼来华之前，所有的西方人，无论是传教士还是使臣，见中国皇帝都下跪。毕竟，利益要紧，不跪，什么事也办不成。
反过来，按天下观的道理，中国皇帝的使臣，是不应该跪任何一个番邦的国王的。因为这个所谓的道理中，皇帝的使臣，等于钦差，跟番邦国王平级。可是，清朝自康熙跟俄罗斯人接触之后，双方打了一仗，签订了一个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此后双方使臣来往，俄国使臣跪中国皇帝，中国使臣也跪俄国沙皇。只是后者有意被中国人隐瞒了。在清朝，俄罗斯跟其他外国不一样，是放在理藩院来管的。而且，俄国悄悄地被视为同等对待的王朝，而非需要进贡的番邦。只是在我们自己的文字记录中，依旧把俄国使臣来华，说成是进贡来朝而已。而俄国使臣的规规矩矩的下跪，也似乎说明了这一点。殊不知，我们的人去人家哪儿，也这样。
雅克萨之战，中国皇帝动用了几万大军，才攻下哥萨克几个小据点。仗虽然打赢了，却也见识了俄罗斯人的凶悍和实力。因此，此后的中俄关系，只能是平等的——一种对自己人刻意隐瞒的平等。可是，中国人却不想把这个平等给那些从海上来的红毛番。当家的满人，不懂海上的事情。于是，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人依旧得下跪，而且并没有中国人回访——其实中国人连他们之间的分别，也不清楚。
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事情起了变化，英国人马戛尔尼( Macertney)伯爵来了。
马戛尔尼是代表英国国王来的。此时的英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是最有野心的国家，绝非此前荷兰那些海上马车夫所能比拟。马嘎尔尼们要用他们的世界图景，改造这个星球。中国天圆地方的天下，碰上这些番人，有麻烦了。马戛尔尼要的是平等关系，却不是中俄那种被遮掩的平等。其实，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的之前，双方的交涉，英方做了让步。即马戛尔尼可以按中国礼仪见皇帝，但也需中国相当的大臣，对着英国国王的御影，行同样的礼节。可是，这不是在遥远的俄罗斯，那里做什么中国没人知道，在家门口如此这般，没一个大臣敢于这样做的，即使皇帝同意，也存在巨大的文化障碍。谁要是做了，连家乡都没法回。几十年后，郭嵩焘作为第一任驻外使节出了洋，结果卸任回乡，大家都骂，何况当初？
丝毫没有觉察到英国人强大的满人统治者，用轻蔑的态度打发了狂妄的英国人，平等通商告吹了。但是，在中国从南走到北的英国人也不是一无所获，他们仔细观察了这个国家，随行的画师，像照相一样，画了很多中国的画。他们看透了，以往传教士笔下强大和谐的中央帝国，不过是只纸糊的老虎。下次再需要建立关系，就可以带船炮来了。下跪这点儿事，终于惹出了大娄子。
地戏与文庙
贵州的安顺，有座保存完好的文庙。标着“宫墙万仞”字样的围墙，门口“文武官民人等下马轿”的界石，一概完整。里面的半月形的泮池，池上的桥，以及大成殿，明伦堂，都好好的。只是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放了一些不怎样的蜡染作品，看来是曾经做过展出。可以看得出，文庙的建筑没有经过修缮，都是原来的样子。这个文庙是文物保护单位，进去要收票，但我进了几次，似乎整个庙里只有我一个人。离文庙不远，还有座残缺的学官，就是明清时代的官方学校。这样的配置结构，大概那时的每个县治和府治，都都差不多。只是安顺的学宫，已经残破得岌岌可危，一座砌在墙里的牌楼，还算安稳，而主建筑，早已风雨飘摇。我当时还给安顺行署的官员写过信，要求保护这个当时全国来看极少数幸存的宝贝，但也没有下文。估计现在这个建筑已经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