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士，虽然党卫队和盖世太保的行动比在德国收敛，但尚多尔·拉多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他几乎每天都要同组员碰面，接受情报，下达指示，亲自处理汇总所有事情。他的无线电员每天都要进行几个小时的无线电收发工作。但发报越多，被敌破坏的危险也就越大。莫斯科理解这一点，但却无法改变现实：总参谋部需要有关德国最高统帅部向东方战线部署兵力的精确情报。
在拉多提供的海量谍报背后，更为传奇的是：在整个战争期间，即使是格鲁乌总部，也不知道拉多的情报是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手段搞到的，情报站的主要下线情报员都是谁，在德国何处任职。作为一名老练的间谍，拉多深知情报系统单线联系的必要性，许多情报员他只以口头联络和凭借记忆进行情报交接，而依照他的行事风格，情报员又与各自的下线保持单线联系，就连拉多本人，也无权知道下线的下线情报员姓名和职务。
莫斯科多次要求拉多查明被招募的下线间谍的真实姓名，原因只有一个：格鲁乌总部需要知道这些情报员的消息是否可靠。拉多则回答莫斯科说：“要搞清楚情报员的真实身份‘不太可能’，但我能保证这是真实的、有价值的情报。”从1940年开始，拉多获得的情报就开始源源不断地发往莫斯科。1942年，拉多情报站向格鲁乌发出了800多封密电（约1100页），而1943年仅上半年，发出的密电就多达750封。
4.间谍渗透至德高层
1942年8月，尚多尔·拉多决定扩大谍报队伍，将谍报网渗透到希特勒的心脏。“拉多”小组女特工拉舍尔·丘宾多费尔（特情代号西西）吸收了自己的熟人赫里斯蒂安·施奈德。他们于1935年相识，同在瑞士国际劳动局工作。此后施奈德（代号泰洛尔）又发展了好友鲁道夫·列赛尔——一个德国人，他原在柏林工作，但纳粹上台后他逃到了瑞士。鲁道夫住在瑞士小城卢塞恩，开办了一个书店作为掩护。此人神通广大，并与瑞士情报机关积极合作，瑞士军队总参谋部还发给他一个特别证件，上面写着：“请各机关和个人给鲁道夫以援助，以便完成使命。”
早在柏林时，鲁道夫就与德国外交部和军界的高级官员保持着友好关系，当希特勒对欧洲开战时，柏林的反法西斯战士通过鲁道夫向瑞士、英国和美国通报了希特勒的战争计划。1942年9月，希特勒“行政当局中的一些反法西斯人士开始与俄罗斯情报机关秘密接触。通过这一渠道，大量重要情报从柏林流向苏军情报部，并形成了一个链式谍报网：柏林负责人-鲁道夫（代号柳茨）-施奈德-丘宾多费尔-组长拉多-莫斯科。鲁道夫向直接联络人提出一个合作条件：与莫斯科联络的一切信函中柏林人员均用假名。被招募的德国间谍分别是：维尔杰尔（德军总参谋部军官）、安娜（德国外交部工作人员）、特迪（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将军）、施陶芬贝格（德军上校）。格鲁乌总部多次要求拉多提供这些情报下线人员的姓名和职务，但拉多死不松口，坚持自己不需要知道，也不需要让上级知道。最后，格鲁乌欧洲局只好无奈地批文：“暂停身份验明工作。”
1944年，尚多尔·拉多获悉德军一些上层军官对希特勒的愤怒已达到极点，他指示在能够接近元首的军人中物色一个反法西斯人士，寻找机会干掉希特勒。于是，这项艰巨的任务落在了施陶芬贝格上校的身上。1944年7月20日这天，希特勒决定在他的东普鲁士腊斯登堡“狼穴”——元首大本营内召开会议。当希特勒正在侃侃而谈之时，坐在他身边的施陶芬贝格上校将一个内装有定时炸弹的公文包放在座椅上，并悄悄地离开了元首大本营。随着一声巨响，临时建立的会议室的墙壁和窗户被炸毁。可是，希特勒却像幽灵一般逃出了死亡陷阱，只是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轻轻震伤……
在盟军与苏军抢夺情报的暗地竞争中，拉多永远走在前面。截至目前人们还不清楚，在战争年代美国和英国情报机关与苏联红军情报局共同分享由瑞士发出的柏林情报比例究竟是多大。但人们已知，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杜勒斯对苏军情报部的战果十分羡慕。他在《情报艺术》一书中写道：“鲁道夫在瑞士成功地窃取了德国最高统帅部的最高机密，遗憾的是大多都落在了斯大林手中……”
红军总参情报部第二局对尚多尔·拉多的特情组评价更为精确：“拉多小组的情报网广大无边，能力无限。它为下列问题提供了广泛的材料：德国军政领导及其武装力量统帅部的计划和意图；对欧洲各国和东线兵力的调遣；德国生产坦克、飞机、火炮的能力；德国对苏联发动化学战的可能性情报……”
5.不幸被警方破获
1943年初，德国党卫军少将瓦尔特·舍连别格充分掌握了“红色三套车”无线电员的活动情况。1943年8月，应个人邀请，瑞士警察总头目毛勒出访柏林。舍连别格将活跃在瑞士领土上的3个电台的专案文件摆在来客面前，并要他快速缉拿案犯。舍连别格的态度十分强硬，他称，这些无线电员如继续活动将给德瑞关系蒙上阴影，瑞士的独立也将受到威胁，一切后果将由瑞士自负。在德国的威胁下，瑞士被迫采取行动。
由特雷尔中尉指挥的瑞士警方特种无线电分队迅速展开侦破工作，搜捕“红色三套车”成员。9月9日，多部车载测向仪出现在日内瓦的大街小巷。经过反复切断该街区的供电系统后，他们查明有一个身份不明的无线电员正在佛罗里桑大街的一处住宅里发报，这里正是无线电器材店老板爱德华和夫人奥莉加的住处。
9月25日，罗扎（玛格丽特·博利）的电台方位被测定。爱德华和罗扎的住宅被警方监控起来。尽管警察局对监控行动采取了隐蔽措施，罗扎还是发现了室外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并向拉多汇报了情况。拉多命令他们暂停发报，同时指派爱德华取走罗扎住宅中的电台。10月10日，拉多向莫斯科通报了可疑情况。
但随后形势急转而下，10月14日0时，奥莉加开始向莫斯科例行发报。l时30分警察破门而入，一架刚刚发报完的电台，几封收发电报和密码簿被警察缴获。在抓捕“红色三套车”成员的行动中，瑞士出动了70名警察和大批警犬，日内瓦警察局长亲自坐镇指挥，宪兵司令和警察局政治处长协助其工作。这其实并非瑞士所情愿，只是被盖世太保控制而已。在大搜捕中，瑞士警方在爱德华夫妇的无线电器材店里发现了罗扎的电台。
黎明时分，警察冲进罗扎的住宅，但她没在家里。最后警方在她的情夫、盖世太保秘密间谍汉斯·彼德尔斯的床上抓到了她。苏联间谍和德国特务居然是情人，这恐怕是电影里才有的情节。
11月底，无线电员亚历山大·福特、西西及丈夫鲍威尔，鲁道夫·列赛尔和其他几名成员先后被捕。随后，决定他们的命运不是战时法则，而是大政治原则。瑞士联邦安全局长罗热·马松上校向舍连别格通报说，瑞士政府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但伯尔尼已明白，战争结局决定了不值得与苏联、英国和美国的关系搞僵。因此，所有被捕者均被释放，条件只有一个——战争结束前不得离开瑞士，但这一要求也只不过是形式而已。
在追捕中，尚多尔·拉多得以隐藏起来，身份没有暴露。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二战中纳粹的重重围捕都没能抓到他一根毫毛，但战后却“英雄气短”，被北约控制下的瑞士政府刁难了许久。
6.谍报英雄反入囹圄
1943年10月，特情组的无线电员被捕后，厄运向拉多悄然逼来，这种遭遇延续了长达11年。“拉多”小组受挫后，拉多潜藏在瑞士。1944年9月，他决定和妻子叶琳娜（也是“多拉”特情组特工）逃往从德国人手里解放出来的巴黎。他把儿子伊姆勒和亚历山大及年迈的岳母暂留在日内瓦。一个法国少校帮他越过了边界。带着法国游击队给他的证件，9月24日拉多和妻子来到了法国首都。1944年10月26日，拉多来到了苏联驻巴黎外交使团。在这个使团里有一位总参情报局的特工，因而莫斯科很快就知道了拉多的到访。中校亚历山大·诺维科夫受命与他保持联络。
诺维科夫非常古板，对于拉多的情况他一点儿也不知道。拉多认为，苏军情报部的代表肯定会像对待英雄一样迎接他。
然而他却遭到了冷遇。诺维科夫建议他写一份工作总结，几天后又通知他到莫斯科进行全面总结。拉多请求推迟一两个星期，因为他还没有得到法国的居留证，但诺维科夫却坚持要他马上起程。
一天，拉多在使团的走廊上遇见了亚历山大·福特，自己在洛桑时的部下。原来，福特也在诺维科夫的控制之下。但是，莫斯科的代表并没有在自己的面前提起无线电员福特，这自然引起了老侦察员的警惕。他第一次感觉到，有人不信任他。令他更痛苦的是，诺维科夫收走了他的个人证件，只给他一个名为伊格纳季·库利舍尔的苏联公民遣返证书。l月8日，拉多带着这个证书登上了飞往莫斯科的航班。
亚历山大·福特也乘本次航班飞往莫斯科。拉多并不知道这事。他甚至没有料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几个军官正在监视他和福特的一举一动，他们坐在不同的客舱里。在飞机上拉多的身旁坐着一个中年男子。他自我介绍说他叫列奥伯特·特列贝尔。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共同感兴趣的话题。特列贝尔告诉拉多，由于“拉多”小组受挫，莫斯科将要严惩他们……
飞机沿着巴黎-马赛-那不勒斯-开罗-德黑兰-巴库-莫斯科的航线飞行。在开罗停留的一昼夜间，全体乘客被安排在“月亮公园”饭店的单间里。清晨，伊格纳季·库利舍尔走出饭店，要到苏联使馆牙医那里看牙病。但库利舍尔一去不返，也未出现在机场。机长巴布纳什维利少校向使馆秘书说，一个乘客失踪了。
在此后的几天，苏联使馆人员一直在寻找他的下落，并以官方形式请求埃及外交部副部长哈桑·利沙特·帕舍尔予以协助。埃方最终查明苏联公民伊格纳季·库利舍尔藏在英国使馆里并向英当局寻求保护。但是，英国政府不愿破坏与苏联之间的关系，把库利舍尔移交给了埃及当局。埃及人把流亡者藏在开罗附近的外国人隔离营里。后来才知道，库利舍尔在英国使馆里受到了军情局特工的审问。但他陈述的事实并未引起英国情报机关的兴趣。几年后，当他们得知拉多的大名时，才后悔当初放走了一条大鱼。
苏联驻开罗使馆向埃及当局提交了一份人民内务委员会“专家”伪造的公诉状，称拉多是一个刑事案犯并把他弄回使馆。8月2日，拉多被押解到莫斯科，随后被“除奸党”逮捕。1946年12月，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以间谍罪为由判处拉多丧失自由10年。
然而，拉多的苦难还不止于此，他是第一个同时受到两国法庭起诉，并同时服两份刑的间谍。
在冷战帷幕升起之际，苏联拉多情报站的特工最后还是被瑞士送上了法庭。这已是战后的事情，至今还不清楚这是瑞士当局遵守民主法律意愿，还是伯尔尼与华盛顿、伦敦的一致行动，因为此时英美两国已掀起了反苏“浪潮”。1945年10月22日，伯尔尼军事法庭以“拉多”特情组对德国实施非法间谍活动为由开审此案。西西被判丧失自由两年并处以罚金五千法郎。她的丈夫鲍威尔·贝切尔被判两年监禁。施奈德被判入狱一月。但最主要的情报人鲁道夫·列赛尔被判无罪，当庭释放。
1947年10月，日内瓦第二次开庭，已经返回祖国的尚多尔·拉多缺席被判一年监禁。他被勒令10年内禁止访问瑞士。与他一同被审的还有无线电员福特、爱德华和奥莉加夫妇及罗扎。
7.难以忘却的功绩
8年后，1954年11月，拉多被释放。随后他离开了莫斯科，来到了布达佩斯，妻子叶琳娜和已成年的儿子正在那里等待着他。看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和亲人，拉多知道，自己的苦难快要结束了。1956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以“无犯罪要素”撤销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的判决。
战争中的拉多总是与勋章失之交臂。1942年5月，苏联情报部长仆伊利乔夫中将给“拉多”特情组发一封电报，对其在战争10个月中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并称统帅部将给拉多呈请政府奖赏。但由于斯大林格勒的战线吃紧，苏联情报部一时无法将拉多的勋章送交他手中。
1942年10月9日，格鲁乌正团级干部处长爱普斯坦因编制了一份“为完成红军总参谋部特种任务人员呈请政府奖赏名单。”拉多因“系统性地提供绝对价值情报”被呈请授予列宁勋章。但由于拉多不愿意向上级提供自己情报下线的姓名等资料，这个勋章在审核过程中被偷偷拿下了。与拉多同时被呈请政府奖赏的还有无线电员亚历山大·福特——“红星”勋章，无线电员爱德华和奥莉加夫妇——“荣誉”勋章。与拉多一样，他的战友们也没有得到任何勋章。
1972年苏联总参情报部因工作失误向拉多表示抱歉。他被授予一级卫国战争勋章。此后他多次访问莫斯科，同苏联地图学家保持着友好关系，并被授予各族人民友谊勋章。不过，拉多仍未获得列宁勋章。
回到匈牙利的拉多，成为一名地理学和经济学家，先后担任布达佩斯大学教授、匈牙利国家测绘局处长、匈牙利地理委员会主席，在整个欧洲学术界中都享有极高声望，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渐渐只记得这么一个“学者拉多”，许多苏联和匈牙利的年轻人忘记了他就曾经是那个让纳粹闻之色变的间谍拉多。直到2001年1月，俄罗斯联邦总参谋部解密的资料公布，他这段传奇的间谍生涯才为世人所知。
1989年，尤里安·谢苗诺夫曾在致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公开信中呼吁授予这位情报员苏联英雄称号，但他的呼吁被人当作过眼烟云。随着苏联的解体，拉多获取最高荣誉的梦想更无法成为现实了，但他的个人功绩是人民所不会忘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