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我并不反对回忆，正相反，我一直鼓吹抵抗遗忘的暴政。
我全面的观点是，仅仅保持记忆是不够的。
而且我认为，当我们在现实中拍案而起时，逝去的英灵将获得真正的安慰。”在《想飞的翅膀》中，我追求一种更加平民化的视角。
我不想以一个知识分子，或者仅仅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发言。
我就存在于“我们”当中。
“我们”包括郑州冤案中被杀害的曹海鑫，包括陕西烽火村案件中被毁容的武芳，包括更多的受苦受难的同胞。
我愿意与这些同胞们一起表达，一起言说，一起寻找自由、民主和尊严。
我们应当避免我们的时代变成这样一个可悲的时代——我们的后人关于我们的时代、关于我们，连值得回忆的事件都无从谈起。
这个时代诞生了曹海鑫和武芳这样的悲剧，是这个时代莫大的耻辱；没有人站出来诅咒制造悲剧的罪恶，是这个时代更大的耻辱。
面对这两大耻辱，我不能像那些已经著名的人物那样无动干衷。
我希望能够在自己的文字中传达出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的态度。
最近两年以来，我陆续收到数千封读者的来信。
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无法一一回复——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每周花整整一个周末的时间，才仅仅回复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对于大部分热情的读者，我只能深表歉意。
在此，我也向每一位关心我或批评我的读者朋友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唯一的回报，便是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最后，我想把《想飞的翅膀》这本学生时代最后的一本书，献给我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遇到的老师们（包括北大内的老师和北大外的老师）。
古代的读书人在家中要供奉“天、地、君、亲、师”五个牌位，对我来说，前面三者可以扔到一边，但亲人和老师却是永恒的。
在北大的八年里，我遇到了许多像父母或像兄长和大姐一样关怀、帮助我的老师，他们所给予我的显然不仅仅是知识。
我相信，即便是一日为师，也是三生修来的缘分。
父母给了我身体，而老师给了我灵魂。
我没有办法在这里一一列出关怀和帮助过我的老师们的名字，但是他们给予我精神上的熏陶，将与我的生命同在。
同时，我也努力将这些精神传递给我的后人，让它们在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绵延不绝。
我也把这本书献给我永恒的母校——北京大学。
我是那样地爱她，这种爱甚至超过了对情人的爱。
所以，我对北大的苛求几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八年来，北大给予了我一个少年所渴望得到的一切的光荣以及耻辱。
只有当我真正要离开母校的时候，我才发觉离别竟然是那样的艰难。
这篇序言已经太长了，就让它在这个不该结束的地方结束吧。
美国动画片《米老鼠和唐老鸭》刚开头的一句话是：“演出开始了。”我把它照搬过来作为序言的最后一句话。
是的，书已经翻开了。
6.为了痛，更为了爱——《爱与痛的边缘》跋
有一天，一位来自家乡四川的女记者向我谈起她曾经采访到的两个故事。
用“故事”这个词语太轻飘飘的了，那是关于痛的、也是关于爱的、更是关于爱与痛的纠缠的“人”的历史与现实。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四川自贡。
自贡自古以来就盛产井盐，井盐至今依然是自贡的支柱产业之一。
这里有若干家曾经很红火的千人、万人的大工厂。
近年来，这一行业很不景气，“下岗”——这个词语是我们创造的“有中国特色”的词语，不同于“失业”，以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大区别——的工人不断增加。
有的家庭四代同堂，老中青几代人都是同一个工厂的工人，因此出现夫妻双双“下岗”、父子双双“下岗”、兄弟双双“下岗”的情况。
有一个工人家庭，夫妻俩人都遭遇到了“下岗”的命运，两人一个月的收入加起来仅有300元，还不到政府规定的“最低保障线”。
为了供养孩子，他们什么都尝试过：蹬三轮车、擦皮鞋、摆地摊……
由于夫妻俩除了工人的技术以外没有别的特长，所以只能从事这些低收入的事情。
每天干得精疲力竭，家里依然入不敷出。
每到周末，他们带着孩子到父母家蹭饭吃。
父母的手头也不宽裕，日久天长对他们也冷言冷语。
后来，连孩子的学费也成了问题，东挪西借也堵不住漏洞了。
孩子很懂事，知道父母的难处，很想帮父母。
但是，一个刚刚上小学的6岁的孩子能做什么呢？
孩子便去商店偷东西，偷的也不过是面包和饼干而已。
结果，孩子被店主抓住，狠狠地打得鼻青脸肿、伤痕累累。
回到家里，父母追问了半天才得知真相。
一家三口抱头痛哭。
又到了周末，父母忍着白眼，把孩子带到爷爷奶奶家，说最近要出门几天。
然后，夫妻俩回家双双上吊自尽了。
他们没有留下遗书，就那样直截了当地把自己挂在了厕所的梁上。
这件事情在地方上引起很大的轰动。
工人们感同身受——也许自己的命运也是如此，他们自发地捐款，为死去的夫妻两举行葬礼。
而地方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官职，对舆论进行严密的封锁，不让当地的任何媒体进行报道。
女记者作为省报的记者，凑巧来到了自贡，接触到这一情况。
官员们很紧张，害怕她进行报道，赶紧找到她，在当地最豪华的酒店里设宴款待。
这是一桌极其丰盛的宴席。
美丽的小姐、金黄的龙虾、郁香的洋酒……
然而，女记者突然对着这一切放声痛哭。
本来是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这一哭让满座天圆地方、油脑肥肠的官员感到莫名惊诧、尴尬万分。
他们不明白这个年轻的女记者为什么要哭：死去的又不是你的亲人，干吗如此伤心！
他们决对意识不到：仅仅这一桌子饭菜的花销，就可以拯救两个年轻的生命，就可以成全一个美好的家庭。
两个生命的消逝，其实与这一桌酒席和其他无数的酒席息息相关。
另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女孩的。
这个女孩从事的是被许多道貌岸然的人士轻蔑地称呼为“妓女”的工作。
“知识分子”们是耻于谈论她们这类人的。
女孩出生在川东最贫困的地方之一——奉节县。
她的家庭是地地道道的赤贫的农民家庭，她是老大，下面还有四个弟弟妹妹。
家里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每个人只有一套能够穿出门的衣服。
女孩虽然成绩优秀，但家里没办法供养她上学，初中毕业就从乡下到城里打工。
她希望在城里寻找机会，挣点钱给弟弟妹妹上学。
开始她到饭馆里洗盘子、在工厂里干粗活、去商店运货物……
什么样的活都干过。
这样挣扎着过了一年多，收入只够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依然没有办法存钱下来寄回家给父母和弟妹们。
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了，她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没有其他的选择可以选择了，她选择了一个年轻女子最后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她到了灯红酒绿的南方，把自己“卖”了出去——除了身体、上帝和父母赐予的身体以外，她别无所有。
作出这一决定的时候，她是决绝的。
对于她来说，只有放弃尊严，才能获得生存；只有出让自由，才能改变现状。
刚开始，女孩在最底层的歌舞厅和发廊里进行交易。
后来，由于她的美丽和聪明，她进入了这一行当的更高级的层次，寻找到官员和港台商人作为自己的“买主”。
没有人知道这两年她是怎么熬过来的，这是一个坚强的女孩，她把泪水咽到心灵的深处，让它们结晶成最咸的盐；她把伤痕包裹在时尚的衣裙里，不让一丝阳光来抚摸。
在五星级酒店奢华的套房里，她一次又一次地舒展开自己的身体，牙齿把嘴唇咬出了血。
她的夜晚没有星光。
两年后，女孩积攒了八十万元——这是她在家里的时候无法想象的一笔巨款。
带着这一皮箱沉甸甸的钱，她回到了家乡。
她告诉父母这笔钱是怎么得来的，而且还说出了一个可怕的事实：自己已经染上了艾滋病，只有最后几个月的生命了。
这八十万的巨款，虽然是“肮脏”的钱，但也是自己用生命换来的。
有了这笔钱，毕竟能够供养弟妹们上学了。
她告诉父母，一定要用这些钱将聪明的弟妹们送进大学，圆自己没有圆的梦想。
不久，女孩痛苦地离开了人世。
被悲痛和耻辱压垮的父母，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
他们用一生全部的积蓄三千元钱替女儿办了个光彩的丧事。
女儿在死去之前就遭到人们的指指戳戳，父母要让女儿光荣地离去。
然后，父母将所有的八十万元装进女儿的棺材，送进了火葬场。
女儿与巨款同时化为灰烬。
父母以为，这样就能够在另一个世界还女儿以清白。
面对吞噬女儿的熊熊大火，两个老人彻底疯了。
这是两个真实的故事。
当这位亲身采访的女记者向我讲述的时候，她泪流满面。
我对这样的眼泪报以十分的敬意。
这是一个眼泪几乎不为他人而流的时代。
做稳了主人的上流阶级和做稳了奴才的中产阶级，都不会相信这一类的“真实”。
奴隶们的命运不在他们的视野里。
他们说，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公理的体现，不值得大惊小怪；他们说，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会发生数不胜数的同类事件，既然无法改变，那么“存在就是合理”。
他们说他们是正确的，他们的背后有达尔文和黑格尔两个大师支撑。
而我，毅然走出衣冠禽兽们的行列，并将我所体认的真实作为自己生存、思考和写作的支点。
我的写作是焦灼的、是匆忙的、是激动的，也是忧愤的。
因为我深切地感受到了疼痛，就像肌肤不断地与针尖相遇。
针尖缓缓地进入肌肤的深处，鲜血一滴滴地涌出来。
也仿佛是一记重拳打中了我的腹部，先是一片空白，然后难受得想把五脏六腑都给吐出来。
这种强烈的疼痛感主宰着我的写作，也正是我的写作与其他人的写作最根本的不同。
他们也在勤奋地写作，只是他们已经丧失了基本的疼痛感。
他们将文章经营得天衣无缝，然后回过头来谴责我的疏漏和偏激。
我的写作伤害了他们的自尊，损害了他们心目中的那个“完美的世界”。
我曾经对文化抱着充分的尊敬，并力图让自己成为一个文化人。
但是，我日复一日地感到，今天的文化已经断裂了与普通人生活的关联，甚至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对立起来。
文化和文化人成了一种脂粉，涂抹在我们时代苍夷的面孔上；文化与文化人成了一种调料，放置在我们餐桌发臭的食品里。
耻辱与疼痛一起消失了，爱与怜悯一起消失了。
在我还在念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不能再过以前的生活了。
我曾经把当作家或者教授当作理想，并以自己北大的身份沾沾自喜。
这时，另一扇门在我的面前敞开，呼唤着我走进去。
那扇门里，阳光与黑暗正在进行着最残酷的斗争。
一步即成天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