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瓜棚、络麻地和新塘上
茹仁
《杭州日报》副刊的“城记”专栏曾刊登过韩斌先生的一篇文章：“沧桑岁月，悠悠时光——记8号车经过的地方”，文章从梅花碑写到艮山门，巧妙地将历史事件、风云人物、名人故居和街巷地名等串在一起，洋洋洒洒，十分耐读。在写到艮山门时，有这样一段文字：“……不过艮山门在近代再次闻名，却不为它那小农经济的手工机坊。1907年8月23日，沪杭铁路杭嘉段通车，艮山门是从杭州到上海的第一站，整个杭州城包括沿路乡村都轰动了，作家夏衍在事隔70多年后仍然记忆犹新：‘我母亲高兴地带了二姐、四姐和我，背了长板凳，带了干粮（南瓜团子），走了二里多路，至艮山门车站附近沿线的空地，排着队看火车这个从来没有见过的‘怪物’。沿线挤满了人，连快要收割的络麻地也踏平了。在盛夏的烈日下两个多钟头，好不容易看到了一列火车从北面开过来，隆隆的车轮声和人们的呼喊声融成一片。’”很显然，文章中的这段回忆，来源于《夏衍的回忆录》，那一年夏公七岁。诚如韩斌先生所言，事隔70多年后，夏公竟对此事记忆犹新。尤其让人想不到的是夏公提到的几个细节：南瓜团子、络麻地、长板凳——这些差不多连家乡人都已淡忘的物事和细节，老人家竟还留在记忆深处，着实令人感叹！
沪杭铁路通车的时节，艮山门外全是农地和村坊，村坊里农舍比比相连；城郊农舍的格局和杭嘉湖一带的相差无几，最显眼的就是不管你是穷富户，草舍瓦房，门前定有很大的一块道场地，杭州东郊方言称道场地为“道地”，道地既是晒场又是摊场，所以都比较宽敞；而且道地上还有两个明显的标志——一个很气派的南瓜棚和一对晾衣服的“节节高”，所谓“节节高”也就是两根留着枝桠的竹子，埋在对门口的道地上，作为晾衣物搁晾竿的支柱，叫起来名字又好听：“节节高，晾（浪）晾燥”。寓意吉祥，彩口响亮。
南瓜棚是必不可少的，它用四至六根树枝或毛竹埋在土里作柱头，上面架上横档，铺上麻杆竹片；柱子边上再堆一个南瓜墩，种上南瓜秧，然后让南瓜藤顺着竹片沿上南瓜棚。南瓜棚下面也属于农家生活场所，炎炎夏日，坐在南瓜棚下的长板凳吃饭，乘风凉，算是劳作一天之后最惬意的享受了。
青南瓜是农家的家常蔬菜，从夏天可以一直吃到秋天：老南瓜则可以当点心；柴灶烧饭，蒸几块老南瓜，下地做生活权充点心；晚上烧一锅南瓜粥，香喷喷，甜乎乎还能省下半升米。城郊有句俗话：“头伏冬瓜二伏茄，三伏老南瓜刨刨皮”，说的就是这种情景。乡间旧俗：每到农历七月十二，家家户户要做“麦糕”，将老南瓜煮熟捣糊和进面粉里，蒸出来的“南瓜麦糕”，看似土气，味道还是很不错的；要是能再掺上点糯米粉，蒸出来的就是南瓜团子，南瓜团子又甜又糯。本地人俗称“南瓜塌饼”，比“麦糕”强多了。每当逢时过节或出门办事，总要做一些带上，既方便又实惠，当年沈家墙门早已衰败，日子过得艰辛，能有南瓜团子当点心也算不错了。想不到这小小的南瓜团子竟让夏公口留余香，萦绕于心，念念不忘。足见家乡的风俗民情对夏公的影响之深。
出艮山门往东，直至乔司、临平、海宁一带农村，大批的旱地都种植“络麻”，“络麻”是本地人的叫法，其学名则叫“黄麻”，且有不少品种，杭郊种植的主要有“圆果种”和“长果种”，后来又多了一个“红皮种”；“长果种”又叫“荚头络麻”，产量比较高，因此种植面积也比较大。络麻是纤维作物，麻皮是麻纺织品和造纸的原料，主干长两米以上，每年4—5月份下种，9—10月份收剥，产地农民称作“剥络麻”，这是一项强劳力活，先把络麻连根拔起，再堆放在长板凳上夹去叶子，然后剥出麻皮，晒干或加工成精洗麻后就能卖钱了。剥去麻皮剩下来白白的麻杆，既能当柴火，又能编成帘子，糊墙或者搭棚，一物多用，很受农家喜爱，杭嘉湖一带是络麻的主要产地，每到“秋分”过后，就进入剥络麻的旺季，家家都要忙活一阵子。而后但见一船船的干麻皮沿着四通八达的水路汇集到拱宸桥北的麻纺织厂专用码头……艮山门火车站后来成了货运站，60年代笔者曾在艮山门车站拉过货，记得车站对面的“白田畈”一带，到处是茂盛的络麻地，直到60年代后期才渐渐消失，不知这是否就是当年夏公看到的络麻地，但方位应该是不会错的。
道地上的南瓜棚，乡间的络麻地，又软又糯的南瓜团子……童年的生活环境和细节，家乡的风情和民俗，对夏公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老人家到了晚年更是念念不忘，记忆犹新，其情至深，其情至真，我想老人家此时心中所想的，恐怕比我们猜度的要多得多。
夏公对于家乡的印象也表露在他的作品之中，我曾看过他改编的电影《祝福》，其中有许多场景和画面拍得如此逼真，如此的贴切，富有人情色彩，不经意中时时闪现出家乡的影子，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佐证。
说到这里，记得陈坚老师在一次座谈会上曾说过：“我多次和夏公长谈，夏公在说到故乡新塘时，总是称作‘新塘上’而从来不说‘新塘镇’的……”陈坚老师到底是专家，一下子就听出了夏公的家乡情结。
笔者是本地人，从艮山门外到彭埠一带，特有的本地口语中，到目前为止，都称“新塘”为“新塘上”的，这是语言的地方特色，既上口又亲切，习惯成自然，沿袭至今，恐怕一时也不会改变。同样称谓的还有诸如“皋塘上”（皋塘村北）、“河罕上”、“艮山上”、“叶家塘上”等等，当然，夏公除了讲“新塘上”这句外，也还有不少新塘方言，夏公身居京城，完全可以讲一口官腔，可他老人家直至晚年却乡音不改，乐而讲之，这绝非作秀，老人的一腔乡情，犹似窖藏酒，愈陈愈浓，愈陈愈香，凡此种种，真的让家乡后人感动。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童年的生活和环境，家乡的民俗和民风，对于夏公的人格情操、内心世界和情趣所留下的印记是不言而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