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探索者——读夏衍的《影评与剧论》
子安
夏衍是中国电影的一面旗帜。他创作的电影，教育、鼓舞了几代中国人。是形成中国现实主义电影风格的主要力量。许是他的电影光芒掩盖了他的影评与剧论，后人在解读、研究夏衍时，他的文艺思想、电影理论等有关方面的史料就相对匮乏。由陈坚教授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夏衍《影评与剧论》，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为今后深入研究夏衍，提供了广阔舞台。
阅读夏衍的《影评与剧论》，有一种久违了的快感。这种快感来自于他渊博的知识、丰厚的学养及匠心独具的文艺理论；来自于他对中国电影、戏剧始终如一的爱。这种爱，超越时代，超越私情，能最大限度地团结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大爱之心成全了他一个人道主义者。而人道主义者是以讲真话为荣的。因此，夏衍的每一篇文章，都是真情实感的流露，没有假话、大话、空话，没有“棒子、帽子”的伺候，也没有以高层领导或专家自居，拉大旗作虎皮地去训斥、吓唬一些人。更多的时候，他的文章就像一位慈眉善目的长者在和后生娓娓地探讨着人生的大事。只有在一些重大问题或原则问题上他才会大声疾呼。这样的文章有思想深度却不会令人感到紧张，有文化高度而让人可敬可亲。夏衍的影评与剧论的最大特点在于始终遵循电影、戏剧的特点、规律，不搞个人唯意志论。尤其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上，他处理得最好。他曾在多种不同场所或撰文呼吁，电影、戏剧不光给人以思想教育，也要给人以娱乐。要通过电影使人得到些历史知识和文化知识。上世纪50年代末“左”的一套已经在侵蚀文艺界时，他仍坚持自已的观点。1959年在全国故事片厂长会议上，夏衍力排众议说，去年我们有很多片子所以不受人欢迎，就是娱乐性太少了，给人的艺术享受太少了。
针对电影创作的题材越来越少，进入千篇一律的怪圈时，他为电影的现状困惑、忧虑。他在一篇《题材、主题》的文章中说，题材还是不广泛，样式还是不多样化，要增加新品种。他说领导有号召的自由，作家有选择的自由。他还说，破除迷信，似乎把电影的规律也破除了。电影特性讲得少了。艺术的规律我们过去不甚了了，现在还是不甚了了。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更进一步地说，中国的电影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他解释道：先天不足，是指解放前底子薄、根基浅；后天失调，是指解放后，来自右和“左”的干扰，主要来自“左”的干扰。然而，他又竭力反对将艺术凌驾于政治之上，或游离于政治之外，搞所谓“无病呻吟、自我欣赏”的那一套。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和平建设年代，他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文艺是为人民的，戏剧要到人民大众中去。要创造出属于中国人民大众的文化艺术。1945年，他在《戏剧到农民大众中去》一文中说，过去的30年，中国的话剧只是城市小市民的话剧历史，只是受过西欧文明的知识分子的戏剧运动。抗战八年，梦想能够光大发扬的“小市民文艺”是真正值得忏悔反省的时候了。就是在反映几个现代剧中的妇女问题，夏衍也直截了当地说，妇女的命运也要与民族解放战争联系在一起，不能置身于战争的事外。
夏衍是位职业革命家，同时又是一位电影剧作家，戏剧家。处理好双重身份是很难很难的。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些双重身份的人，革命成功后便以革命家自居，没有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有意或无意地拿革命去压艺术，或以自已的观点强加于艺术之上。将自已曾经奋斗过的艺术当作了革命的“敲门砖”。革命成功了，做了大官，就将艺术当成一种工具任意“把玩”，时不时地发号施令，时不时地拿艺术去干些整人之类的勾当，说白了实际上是个品德问题、素质问题。也许与战争年代夏衍长期从事文化战线上的统战工作有关，他对自已的身份始终是低调的、谦恭的。他的全部精力几乎花在了电影、戏剧及与此有关的人和事上。他认为电影、戏剧要上去，关健是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编剧队伍，为此他做了许多工作。他为演员表演的提高、下基层生活而操劳，为从国外引进优秀导演而忙里忙外。出了一部好戏，他除了开座谈会研讨会之外，还亲自在报上写评论文章。为了培养年轻编剧，不顾年事已高走上学院的讲坛授课。他就像一位老农，不管刮风下雨，历尽沧桑，始终如一地辛勤耕耘在他心爱的“土地”上而不改初衷。
夏衍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是革命战争年代在文化战线上统战工作的领导者，是中国电影的开拓者，还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新闻工作者。倘要罗列还可以讲出许多。但于夏衍而言，这些并不重要。若夏衍在世，他会将这些桂冠统统抛去。因为于一个真正的革命家而言，这些都是身外之物。然而，研究夏衍，发现在这些桂冠后面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东西，一言以蔽之：文化上的探索者。
夏衍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文化上也是一场大破大立的革命，将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向着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文化变脱。夏衍领导的电影、文学、戏剧正是文化的主力军。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取，只有去摸索。尤其是电影，这一外来的带有现代科技的文化样式，于中国而言，就是一张白纸。夏衍形象地称之为“先天不足”。夏衍曾说自已的那点编剧功夫，就是在20年代上海电影院看电影时一点一点记下来的。戏剧也是如此。如此一场大的社会变革，电影、戏剧、文学如何紧紧跟上，是摆在夏衍那一代革命者身上头等大事。加上战争年代，条件之简陋、环境之险恶，都是难以想象的。好在这一切都成功了。夏衍的影评与剧论，是那个时代文化探索的忠实记录。透过文字的表象，我们还能看到当年历史风云的激荡，那是一个高扬理想与奋进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积极探索的时代。将文化探索这一桂冠赠于夏衍应当无愧。
由夏衍的影评与剧论，联想到当下对电影戏剧的评论，生发出颇多感想。现在是一个浮躁的，充满利益之争、金钱崇拜的时代。反映在电影、戏剧上则是评论的集体缺失。明明是一部观众反对的、叫骂声一片的伪作，由于媒体的误导，御用文人的吹捧，成了一部世纪大作，于是导演成了不可一世的大师。这种现象已是司空见惯。缺乏正常的文艺批评，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这方面就无需再费口舌了。
德国的大哲学家尼采在《艺术的灵魂》章节里说道：有一种美，它并非一下子把人吸引住，不作暴烈醉人的进攻。相反，它是那种渐渐渗透的美，人不知不觉地把它带走，一度在梦中与它重逢。夏衍的《影评与剧论》就充溢着这样的美。就像他创作的电影一样，他的评论有中国式的智慧，又有中国人的质朴，是认识文艺、如何思考做人的一篇大文章，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美。从这层意义上说夏衍的影评与剧论是他电影的延伸决不为过。
陈坚教授主编的这部书，让我们看到了夏衍的另一面。是献给夏衍诞辰110周年的最好礼物。“斯人已去，风范长存”，相信夏衍的影评与剧论就像他的电影一样，世世代代地在人民中间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