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是杭州瑰宝
盛久远
20世纪是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再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历史时期。20世纪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历史事件莫过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新中国的诞生、发展和强大。夏衍是20世纪的同龄人，也是在20世纪末辞世的一位世纪老人。夏衍的一生正是积极投身这一历史洪流、为之奋斗不息并大有作为的一生。
一、夏衍与杭州休戚相关，夏衍是杭州瑰宝
夏衍是从杭州严家弄沈家墙门里、杭州浙江“甲工”走出去的一位地道的杭州人。直至1981年回到阔别几十年的故乡时，仍是乡音未改，乡情不减，让他真正找到了回家的感觉。记得在1991年初秋的一天午后，为博物馆需征集与杭州名人有关的文物，我曾有幸地走进了夏衍在北京某胡同的一四合院住宅。就凭我和同事说的杭州话，无需再详说来意一类的话，他的家人、秘书就连声说着“杭州来人了、杭州来人了”，对我们一见如故，视为亲人。遗憾的是我们去的不是时候，因不便叫醒正在午休的老人，我们只得在客厅静候了一个多小时后离去。尽管此次未能见到夏公，但同样是领略到了一番乡情。
可以说是钱塘江水、是家乡杭州这座具有革命传统的城市孕育了他。早在青少年时代还在杭州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求学的夏衍，就是一位“看到弱肉强食的世界，油然而生了富国强兵的爱国主义思想”的进步学生、热血青年。【1】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在“甲工”五年间（1915—1920），不但学习成绩名列班、校前茅，而且还是一位血气方刚的进步学生。他在“甲工”的五年是国内外政治风云变幻多端、重大事件频发的五年，国际上正值从“一战”爆发到“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国内正值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到“五四”运动的爆发。夏衍从学校阅览室和校友处接触到《之江日报》、《浙江民报》、《上海申报》和《新青年》等一些进步报刊。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不久，杭州各大、中学很快也掀起了全市性的爱国学生运动。夏衍的“甲工”校友、机械班班长方兆镐被推选为浙江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长，“甲工”也同时成为当时杭州爱国学生运动的中心之一。这里的夏衍已冲破了“凡学生在学业之外之事拒不予闻”的校规的束缚，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热情和社会责任感，积极地投入爱国运动，成为“甲工”学运的骨干。进而又以其敏锐的思想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之中，积极参与创办了全省第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进步刊报《双十》和《浙江新潮》的活动，在刊物上发表了《评杭州的四家日报》、《随感录》等评论文章，批评当时报刊在新旧两面派之间采取的“骑墙”态度，抨击北洋军阀政府的专制和卖国的嘴脸，文风辛辣，充满激情和义愤。不久就受到新文化运动领导人陈独秀的称赞：“那两篇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断非乡愿派绅士说得出来的。”【2】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青年时代的夏衍就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
夏衍自从少小离家后很少有机会回家看看，但他骨子里的乡情不但丝毫不减，而且还与日俱增。直到1989年11月，他还向浙江博物馆无偿地捐赠101件珍贵书画，其中有“扬州八怪”25幅，绝大部分是一级精品，还有齐白石画30幅及吴昌硕、黄宾虹、沈尹默、沈钧儒、郭沫若、田汉等名家作品，可谓是价值连城。他还把获得的日本国际文化交流基金奖捐赠给浙江省政府作为教育基金。在他弥留之际想到的、想说的还是：“我要回家乡去，回杭州去。”
夏衍在各个时期作出的杰出贡献，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评价。新中国建立之初，他就走上领导岗位，担任了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文化局长、文管会副主任等职务。1955年后至1965年担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1977年后，夏衍先后担任了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届中顾委委员、中国作协顾问、中国影协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等一列系领导职务。夏衍在以逾千万字的影剧、小说、报告文学等方面的无数经典之作被树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面旗帜的同时，也应当之无愧地被树为杭州当代名人的一面旗帜。夏衍是杭州瑰宝，是杭州人的骄傲，他的名声、影响，尤其是在文化艺术方面的地位与成就在杭州当代名人中无与伦比。
二、夏衍的一生是为国家民主、人民富强而斗争的一生
1920年初，夏衍完成在“甲工”的学业后，离开杭州东渡扶桑。在日本先后求学于九州福刚明治专门学校（五年）和九州帝国大学（两年），至1927年上半年离日回到上海。在日留学的七年间，夏衍经历了从开始抱着“工业救国”的良好愿望、一心攻读工业课程（曾获“工学士”学位）到积极参与进步的政治活动、密切关注国内政局的急剧变化、投身政治斗争的思想演变过程。1924年12月12日，夏衍在日本门司港码头受到了正途经日本的孙中山的接见，孙中山对他的政治见解和口才尤为赏识，并当即指定在场的随员李烈钧介绍其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党驻日总支部的工作。夏衍曾回忆说：“这件事，是我一生中参加实际政治活动的开始。”【3】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东京国民党（左派）总支决定派遣夏衍回到国内。不久夏衍在上海走上“左翼文坛”，从此选择了新的革命道路。
1927年5月，夏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他一生中一个大转折的开始。从此后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的22年间，无论是在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坛上，还是在30年代后的中国电影界及其在报告文学、戏剧创作领域和办报生涯中，夏衍始终是一位以共产党员的政治姿态，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洪流之中的、为国家的民主、人民的富强而笔耕呐喊、出生入死的斗士。各种文坛、电影、舞台抑或报纸、刊物都是为实现其政治信仰而战的阵地。在夏衍早期的“多数剧作中，一般都有知识分子形象出现。这些形象艺术地再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的抗战年代所走过的生活道路，所显示的心路历程，具有独到的思想价值、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4】。从1937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夏衍四处奔波，办报撰文，积极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他说：“从抗战开始，我一天不写东西的日子几乎是没有的。在这12年中，我大概写过四五百万字。”这些四五百万字的“东西”，就是这位勇猛的斗士投向敌人营垒的匕首和手榴弹，是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和旧制度的搏斗。
新中国建立后，夏衍继续坚持战斗在思想文化领域这一阵地上。所不同的是这是一场以主人翁身份、身居领导岗位、代表人民大众为新中国的强大服务的战斗。即使在十年“文革”遭受劫难期间，虽身陷囹圄，但仍在为捍卫真理和坚持信念进行着一场特殊的斗争。进入新时期后，夏衍已年逾古稀，这位损目折肢的老战士，拖着伤残之躯，老而弥坚，以惊人的毅力担负起党和人民交给他的各项重任，以旺盛的精神继续握笔不辍，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阵地上奋斗不息，同时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也作出了显著贡献，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至今，人们大都是从文学和影剧创作的视角去研究夏衍的。诚如陈坚先生所言，研究夏衍“应该注意政治文化角度的切入，从本质意义上说，政治也是一种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制度、信仰和情感的最集中体现”【5】。的确，夏衍既是一位电影和文学巨匠，同时首先也是一位革命者，是一位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一位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鞠躬尽瘁的领导人。惟如此去看才能对夏衍有一个正确、完整、更高的认识。
由杭州市历史学会和市政协文史委联合编纂的《杭州历代名人》（上册）（杭州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共收录了先秦至新中国成立前的651位杭州历代名人。因人物生卒年代限定，夏衍将被编入《杭州历代名人》（下册）（新中国成立后至2000年前去世者）。本人在2004年夏衍研讨会上提交了题为《从夏衍和于谦、章太炎的类比看杭州人文精神》一文，提出夏衍与于、章二公不愧为是杭州（古、近、现代）的“三贤杰”。与此同时，夏衍也应是杭州当代名人的一面旗帜，研究夏衍当然离不开文学影视这一角度，这方面的研究无疑是夏衍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倘若仅有此还是有局限的，因为夏衍不仅是一位电影人、文化人，夏衍研究还应有更高、更宽的视角和圈子。“把不同‘认知视角’下的同一个人的不同形象重叠或互为补充，不是可以丰富我们对这个人的认识么？而这个人的形象不是会在这样的多重甚至‘矛盾’的视角的观照下，变得‘立体’起来，更丰富和丰满么？”【6】作为杭州人研究夏衍更应如此，其中如“夏衍与‘甲工’”、“夏衍与《浙江新潮》”、“‘五四’运动中的夏衍”、“夏衍与家乡”（应包括各个时期）、“夏衍与杭州文化”、“如何编修‘夏衍年谱’、‘夏衍族谱’”等这一类课题就尚有不少可挖掘和探究之处。
注释：
【1】周斌：《夏衍传略》。
【2】陈独秀：《〈浙江新潮〉——〈少年〉》，《新青年》1920年第2期。
【3】《懒寻旧梦录》。
【4】《夏衍杂文随笔集》。
【5】阿·鲍威尔：《比较政治学》。
【6】肖永钐：《文化认知的视角》，《联谊报》2006年8月3日。
